共產黨毀滅佛教，leefeng無得抵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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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基督教徒除了一致狂懟中國共產黨之外，刻意讓中國基督教徒反中仇共之目的， 你們基督教的背景究竟是誰，是什麼，有什麼陰謀，大大方方講出來，使乜利用N年前的共產黨事情來挑起中國人的矛盾和仇恨呢？ 如果講到執政人的錯誤和無能，不知基督教國在今天科學科學昌明之下，都竟然防疫無能死了104萬人？ 你們基督教徒應該跳出來示威和發文宣追訴吖笨，點解變曬縮頭龜呢？ 你們基督教/徒個個一信了基督教就奉旨反共仇中，唯恐中國不死，你們不能混水摸魚攞著數，對不？ 為了基督教一己之私利，不惜出賣自己國家，世界上最反骨無恥的除了基督妖教和基督妖教徒，別無他人！ 睇穿你們一隻二隻基督教徒，除了做賣國賊之外，還是一隻不折不扣的舔耶穌媚洋的狗！ . | |||||
我寧願做中國共奴，也不做中東雜種妖基督教的奴才，吹呀！ . | |||||
見你能用到「執政人的錯誤和無能」（當年既執政人， 一言堂係你老毛）「共奴」呢啲字眼。。。係咪都開始明白偉大祖國其實唔係咁偉大既呢， 都有黑掹掹的一面 | |||||
真係好似依家媛交靚妹咁： 我係鍾意俾人屌， 屌完有錢買ＬＶ， 吹呀！ | |||||
毛澤東大講死人價值：死一半中國人做肥料 世界上如果問有乜野邪教係不想中國和中國人好的， 有2個：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所有耶穌教派)，另一個是法輪功！ 新唐人和看中國都是法輪功背景和基督教狼狽為奸的新聞丶電台，網頁，文宣。 拼命抹黑和弄死中國，誰是既得利益者呢？八國聯軍？ 想創/错你們個雜種狗爛心了！ . | |||||
你bbchan咪一樣鍾意俾神父屌牧師屌， 送埋老婆仔女俾神父屌牧師屌，屌完可以發夢上天堂舔耶穌個屁股窿，吹呀！ | |||||
黑掹掹的一面過去式，閃閃發光現在式才是進步！ 好過基督教同基督教國，過去式閃閃發光，現在式係黑掹掹呀，死蠢！ . | |||||
有啲人個腦真係唔係咁發達.... 中國14億人, 新冠以來只死5226人? 死亡率咁低時又使鬼封城, 實施全域靜態管理.....行為與把嘴巴不配合了。 大陸新冠死咗幾多人, 係國話事既。 猶如三年飢荒死3700萬人都係三年天災唶.....唔係人禍 其他死既人唔關新冠事, 係併發症死, 長期病患者自然死亡 | |||||
一帶一路， 人口販賣正閃閃發光哩 | |||||
繼續為你個主的基督教去抹黑中國，八國聯軍的謊言抹黑中國滿天飛，都唔志在多你呢隻基督教畜生一隻！ 收咗基督教同八國聯軍幾多錢啫？咁落力？ | |||||
你講呢個？ | |||||
這個一帶一路比較吸睛，神父狗上瓦坑一帯修女一路上床， 修女又處女懷孕，不過因為屢遭神父和主教們性侵，修女們常常被迫墮胎或生下不被承認的孩子。 https://k.sina.com.cn/article_1887344341_707e96d50200165bz.html#/ 招妓，並且還很有可能是男妓。一名梵蒂岡男妓曝光，他的大多數高級客戶都是神職人員，這些神父明明薪資一般，卻常常為他的高級晚餐買單，甚至買價值不菲的禮物討他歡心。 這名男妓在深入了解後發現，神父們不光會嫖娼，甚至還參與了欺詐、挪用公款、販毒、勒索和洗錢，各種列入刑法的暴富手段基本都有涉獵，儼然一個大型犯罪集團，至於神父們為何出手闊綽也就不難解釋了。 當然，會招妓的神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有“潔癖”的主教和神父還是會採取一些比較安全的手段，比如說性侵手無縛雞之力的兒童，或者是性侵一起共事的修女。 近年來，隨著“#MeToo”運動的興起，有越來越多的修女站出來揭發這些神父和主教們的惡行，其中一些不僅僅是慘遭奴役，甚至是淪為性奴。 . | |||||
呢個更加閃閃發光哩！ 天主教曾在全球各地，打著慈善救濟的旗號，建立大量聖嬰院，不少神父和修女們明面上是廣收孤兒做善事，實則瘋狂斂財，並且對這些小孩施加殘酷的虐待，導致大量嬰孩死亡。 其實，他們不光做“殺人生意”，“活人生意”也做得風生水起。在有些地區，部分修女和神父們甚至當起了皮條客，把孩子們送到神父、政客和有錢的商人家裡供他們蹂躪，然後換取豐厚的報酬。 大部分孩子是7到14歲的男孩，無依無靠，如果膽敢反抗，就用棍棒虐打，或者把他們的頭往牆上撞。 一個叫本·科尼格（Ben Konig）的受害者說：“在1972年9月我離開兒童之家前，我大約遭受了1000次性侵”，“我常常穿著血跡斑斑的衣服回去，血從腿根上流下來”。 除此之外，每隔幾個月，兒童之家就會舉辦一場“性派對”，邀請有頭有臉的神職人員和政客們來參加，這些修女們給男人們提供酒水和食物，而孩子們則在各個房間和角落裡被強姦，事後，來參加的大人物會給修女會提供大筆捐款，來供他們揮霍。 科尼格多年來患有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和抑鬱症。他說當年一起生活的同伴們大多死了，絕大部分死於自殺。 除了做拉皮條生意，神父和修女們做起人口販賣的生意也是乾得風生水起。 2011年，BBC以此為題材，攝製了紀錄片《This World: Spain's Stolen Babies》，關注了西班牙自上個世紀起發生的最臭名昭著的盜竊嬰兒醜聞。 1936年獨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通過兵變上台，在西班牙國內殘酷逮捕和暗殺異己，手法之一便是奪走那些人的孩子。 當時，為了讓這些孩子“從遠離西班牙新政權的物質與精神痛苦中解放出來”，嬰兒會被送往有利於政權的天主教家庭。然而，這卻給教會帶來了商機，神父修女們開始偷大量新生兒，賣到外地或被賣給外國的收養者。 他們聯手醫生一起欺騙嬰兒的父母，欺騙剛從昏迷中醒來的孕婦她們生下的是死嬰，然後暗地把孩子轉手賣給中產階級家庭，變成自己手裡豐厚的不義之財。 自上個世紀以來，這群道貌岸然的神父修女將西班牙30萬無辜的嬰兒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被販賣給他人收養，並且賺取大量的財富，在背地裡過著極其奢靡淫亂的生活。 性侵，殺嬰，偷嬰販賣，拉皮條，強迫未成年人賣淫，腐敗......這些普通人都不敢想像的惡行，被這些神父修女們統統做了個遍。 如果這就是西方人所謂的信仰，那隻能說，中國人“沒有信仰，那是一頂一的大幸事。 最重要的包庇者，就是兩位聲名顯赫的前教宗：保羅二世和本篤十六世。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麥克卡里克為了掩蓋醜聞和晉升，共開出過大約200張支票，其中2001年-2005年給保羅二世轉賬9萬美元，2005年給本篤十六世轉賬29.1萬美元。 有錢能使鬼推磨，既然收了錢，兩位前教宗就自然會想盡辦法為麥克卡里克收拾爛攤子。 1999年，時任教皇的保羅二世收到了來自紐約教區總主教John O’Connor的一封控訴信，指責麥克卡里克權色交易、“性虐待”和“戀童”，他派去美國調查的4名主教卻有3人做了假證。你品，你細品。 麥克卡里克甚至還給保羅二世寫過一封否認所有指控的信，並獲得了保羅二世的認可，不但毫髮無傷，還於2001年被提升為華盛頓教區總主教。 https://k.sina.com.cn/article_1887344341_707e96d50200165bz.html#/ . | |||||
而現任教皇方濟各，也一度對麥克卡里克採取放任態度，直至2017年才不得已開始調查。 除了金錢打點之外，從流程上來說，天主教會高層想要掩蓋醜聞、撤銷指控，就要先花錢解決指控，也就是在威嚇、安撫受害者的同時，請律師申請私下賠償，然後將被指控的神職人員調往別的教區，類似“政治避難”。 僅僅2004年-2012年，美國天主教會就花費了26億美元來處理性侵指控。 美國好幾個州的天主教大區甚至因為給性侵受害者巨額賠償而申請破產保護或直接宣布破產，因此美國竟還設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教會性侵保險。 除了内部包庇外，天主教会之所以能够帮助麦克卡里克等诸多神职人员摆脱性丑闻，首先离不开用来打点的巨额贿赂资金。天主教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教徒们的捐款，2020年底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就已经接近13.3亿。 根据福布斯2020年的数据，仅美国天主教会就获得了14亿美元的捐款。
信徒們的捐款，卻被天主教會用來掩蓋和處理性侵醜聞，何其諷刺！
大家知道歐洲在宗教改革之前教權甚至逾越政權，掌握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此後的天主教會雖然達不到彼時的鼎盛，但仍在天主教國家影響力巨大，且與所在國乃至所在地的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舉例來說，麥克卡里克作為華盛頓特區的大主教，就與美國政府高層互動非常密切。而在擔任該教職期間，為了繼續往上爬，他免不了要給美國政府的這些要人們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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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宗教一直是影響美國政局乃至總統選舉的一個重要社會文化因素，美國人中的信教人群比例不斷上升，宗教團體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不斷提升，更會針對不同議題給各級政府提出建議。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天主教會就一直是國內最大的宗教派別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教會，許多大財團的首腦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會，對美國政府而言，就是惹不起、不敢惹的金主爸爸。 政客給宗教團體“捐贈”，宗教團體給政客“背書”，甚至連選區的劃分都有透著按信仰劃分的“學問”，這就是美西方國家的現實。 對於美國官員來說，爭取到了所在地天主教會特別是主教的支持，就意味著在許多關鍵時刻獲得了穩定的票倉。至於這種爭取過程涉及了怎樣的利益交換，很難為外界所知。 對政府而言，掩蓋掉一些性侵案，就能夠換取教會在眾多敏感問題和選舉時刻的支持和擁戴，這筆買賣穩賺不賠啊，至於老百姓，他們才不在乎。 更諷刺的是，紐約天主教會曾在2016年支付給政治說客210萬美元，用以阻止該州正在進行的兒童性侵法案改革，就是想通過乾預立法來減少教職人員在性侵未成年人問題上可能面臨的風險。 2018年，教皇方濟各在出訪愛爾蘭時，就被抗議者指責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戀童癖團團長”。 老鼠bbchan，在指手畫腳指責別人的時候，回顧和重溫一下你們的一帶小孩一路上床的閃閃發光的穢史吧！ . | |||||
究竟是你個耶神殺人多，還是毛澤東殺人多，看看大眾的觀點，可不是你一個耶衛兵說了算的！ 基督教真風趣2.0 Satire Page · 小編每次看到耶衛兵罵毛澤東時，我都會笑 論殘忍，耶衛兵們所崇拜的耶主席，實在比毛主席過之而無不及 27 刘经水, 陳摑童 and 25 others 6 Comments 20 Shares 耶和華殺的人數比毛澤東+史達林+蔣介石+希特勒…還多。 然後聖經病還說上帝愛你。 真他聖母的笑死！ . | |||||
leefleng 係邪靈毛澤東上身，係魔鬼撤旦的化身，係敵基督，係披著羊皮的狼......奉耶穌基督之名驅魔！ | |||||
“知識越多越反動”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下） （續前）（五）借題發揮的《武訓傳》批判 中共奪取政權前夕，毛澤東於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稱，今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歷來被視為資產階級附屬物的知識分子，自然成為主要打擊對象。但解決知識分子問題遠比消滅地主資本家複雜，何況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文教工作都需要知識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對知識分子的方針是“團結，教育，改造”。著重點顯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根據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的經驗，用群衆性的批判運動來改造知識分子。毛澤東於1951年5月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序幕。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黃宗英的丈夫趙丹演武訓，黃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師。影片於1951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同時也有人認為武訓用磕頭討錢的方式興學“不足為訓”。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學術性爭論變成一場政治批判運動，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它“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社論列出一個很長的名單，批評43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充分發洩了毛澤東的惱怒。 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在武訓家鄉進行所謂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7月23—28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利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反動宣傳”等等。 毛澤東為什麼要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年1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20] 原來他是把文化人看作復辟勢力，當然要把他們打倒在地。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這場批判運動。被社論點名的48人，以及影片編導、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進行檢討，接受批判。各報刊發表批判和檢討文章數百篇。不但影片《武訓傳》從此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創辦的“武訓學校”一律更改校名，有關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拆除。推崇過武訓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 （六）對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 《武訓傳》批判硝煙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21] 接著，《人民日報》出現通欄標題：“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專科學校以上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12月23日和24日，毛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不久，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運動的目的是清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劃清敵我界限。當時正值朝鮮戰爭時期，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官方還鼓勵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發表文章咒罵自己。如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羅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游國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一條道路》，光未然的《正視自己的錯誤》等等。但他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衆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一樣對他們進行揭露批判，稍有辯解，隨之而來的是一片辱罵。為了“過關”，他們不得不顛倒是非地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上世紀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卻被迫檢討說：“我于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 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在美國參加過一個時期軍事科學研究，為抗日戰爭服務，卻檢討說：從事這一研究“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24] 經過上述“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分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但他們的人格卻遭到嚴重侮辱，知識分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視為反動。加上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號令全國知識分子學習蘇聯，在中蘇兩國官方意識形態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探索自由和實事求是精神，再也不可能產生出上乘的精神產品。 （七）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 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組成部分，文藝界於1951年11月開始整風。胡風的文藝思想成為整風的靶子。胡風是黨外進步作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與魯迅合作同國民黨文化“圍剿”作過鬥爭。因他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左，被視為“異己”，屢遭批判。胡風為了批駁對方，說明自己的文藝思想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的觀點，在一些朋友幫助下，寫成長達30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於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胡風的30萬言書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表面尊重，骨子裏卻大相徑庭，引起毛澤東極大憤怒。1955年春，胡風與朋友之間來往的信件被其中一個“朋友”告密，落入毛澤東之手。信中有對毛不敬的語言和對文藝界現狀不滿的牢騷，毛澤東如獲至寶，立即命令《人民日報》於1955年5-6月分三批發表這些信件，並加上標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親自為之寫“序言”和“按語”，毫無根據地捏造罪名說，“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說他們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幹組成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25]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胡風夫婦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風分子”也陸續入獄。凡是與“胡風分子”有過來往，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無一例外地受到群衆性揭發批判、停職審查，或剝奪人身自由的“隔離審查”。據1980年司法部門所作胡風一案復查報告稱：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據知情者稱“真實數字遠不止此”）。[26]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或判刑，或勞動教養，歷盡摧殘。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共中央才開始復查。1980年司法部門復查結論稱：“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應屬錯案錯判。”[27]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在坐牢25年以後才得以無罪釋放。但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面子，平反通知書中對胡風的政治歷史、文藝思想和文藝活動仍存在不少不實之詞，經過三次長達8年時間，才從政治上到文藝思想上予以徹底平反。這已經是他蒙冤33年以後，胡風去世也已3年了。 繼反胡風運動以後，毛澤東又在全國範圍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交代揭發出來有某些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又成為肅反對象，造成不少冤案。 比起《武訓傳》批判、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運動在性質上升級了。前者雖然態度粗暴，亂扣“反動”帽子，畢竟在思想批判範圍之內，批判對象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胡風運動則把持不同文藝觀點的知識分子打成反革命，送進了監獄。從此，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程度進入一個新階段，動輒扣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帽子。 | |||||
（八）使民族走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6年是中國知識分子難得的平靜和舒暢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經過思想改造後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國家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為改變科學落後狀況，會後又號召“向科學進軍”。 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個人崇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受到了動搖。為挽救極權統治危局，毛澤東提出緩和矛盾的“十大關係”和博得知識分子歡心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進而公開鼓吹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於是有人歡呼，中國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 可是這不過是毛澤東設計的一個圈套，他一年後把它美稱為“引蛇出洞”的“陽謀”，實際上是無比陰險惡毒的陰謀。1957年1月，他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交了底：“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時，他還洩露了所謂“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地位。”[28] 原來，他的所謂“百家爭鳴”，不過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爭鳴”；“百花齊放”，不過是香花與毒草之間的“齊放”。而毒草必須被剷除，被統治者只能作馴服的奴隸！ 為了使他設計的圈套具有誘人的光彩，一個月後（2月27日），毛澤東拋出長篇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5個月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改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內容作了根本性改動），用“人民內部”的美名來麻痹人心。3月12日，又拋出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為鼓吹“鳴放”，毛澤東從3月6日到20日這15天內，在北京、上海等地對各級幹部至少講了9次話，他批評老幹部中有90％對雙百方針有抵觸。4月下旬，開始了所謂“整風鳴放”，號召黨外人士消除一切顧慮，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要求黨內外之間“拆牆”，“填溝”，“通氣”。4月30日，毛澤東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裏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達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經過連續幾年的思想批判運動以後，知識分子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只因毛澤東反復動員，各單位領導人奉命熱忱相邀，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為毛澤東的“誠意”所動，紛紛在鳴放座談會上開懷暢言，使1957年5月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熱鬧的“鳴放”局面。 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羅隆基說，文教機關中青年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領導老年的舊的高級知識分子，並說：“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個矛盾。”[29] 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毛澤東，當他聽到統戰部長李維漢彙報時，覺得一年來不斷進行謀劃張設的大羅網已經可以考慮收網了。5月15日，他寫了一篇供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把4個月前向高級幹部交的底也向一般黨內幹部吹吹風。他把鳴放中表示“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贊成民主”的人，統稱為“右派”，“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這是他慣用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30] 在毛澤東親手策劃和總書記鄧小平賣力執行下，6月8日終於開始收網，全國開展所謂反右派鬥爭，把鳴放中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己作為“專政對象”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四類之外，又加了第五類右派分子。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萬人，占當時全國知識分子總數500萬的1l％。他們全部被迫勞動改造，一部分還被關進監獄。此外，在反右運動中，小學教師和農村區鄉幹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計人數達50萬；但不久，中共中央決定，不在小學教師和農村幹部中劃右派，於是他們就改戴壞分子或地主這類帽子，遭遇比一般右派還要慘。反右運動後期，在右派之外又劃了一大批屬於“內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數估計在50萬以上。總之，經過反右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中有30％左右成為專政對象和異己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民族大災難。 反右運動所造成的災難，不僅打擊了所有敢於獨立思考和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完全顛倒了是非標準。1958年，毛澤東為他自己精心策劃的“陽謀”取得“輝煌戰果”沖昏了頭腦，得意忘形地公然自比秦始皇，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誇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並說，對資產階級還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澤東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說過：“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31] 如今，他連良心也要否定，使自己成為一個沒有人性、沒有良心的比秦始皇還要暴戾的暴君。在視良心如敝屣的騙子和暴君的威懾下，造謠、告密成為時尚，出賣靈魂的咬人、整人者官運亨通。中國進入一個恐懼與謊言相交織的時代。 在鎮壓了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以後，毛澤東的權力欲大大膨脹，1958年春在反右運動尚處於收尾階段時，就發動了要征服自然、“向地球開戰”的所謂“大躍進”。大躍進從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煉鋼開始，全國到處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到處出現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衛星田”。毛澤東再一次為他的“勝利”所陶醉，提出今後農田只需要三分之—種糧食，以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同時提出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夢。結果適得其反，全民大煉鋼鐵，造成全國森林遭到毀滅性砍伐和廢鐵渣如山；農業放衛星的謊言造成餓殍遍野，從1959年到196l年三年間，餓死4000萬人，成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場大災難。這是反右運動所施展的欺騙與鎮壓兩種手法的必然惡果。 （九）毀滅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以“大躍進”的美名，製造了4000萬冤魂的空前大饑荒，由於已喪失了人性和良心，他不但毫無自疚自責之心，反而把這場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災難歸咎於“自然災害”。事實上，這三年中國氣候屬於正常，並無大旱大澇。1962年1月，被毛澤東封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澤東，當時不露聲色。8個月後，他提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發動一場批判“翻案風”運動，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後提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 由於毛澤東已於1959年宣佈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並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為誅滅劉少奇，毛澤東採取雙重大包抄策略。他盤算著，要打倒劉少奇，必須先打垮由劉少奇掌握的整個共產黨組織和除軍隊以外的整個國家機器；而要實現這一步，最有效的辦法是從意識形態鬥爭入手，先向知識和文化領域開刀。知識分子就成為劉少奇的殉葬品。 經過多年精心策劃，毛澤東于1966年5月宣佈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第一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避而不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問題，只說要徹底揭露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第二個文件，8月8日拋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才點明，“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又再次提出，要對“反動學術‘權威’”和“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進行批判。對於這種意識形態的批判，毛澤東一年後把它概括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32] 為了對所有知識文化領域實行絕對專制的“全面專政”，毛澤東鼓動年幼無知的中學生起來“造反”，開展所謂“破四舊”運動，意圖把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統統消滅。於是書籍被燒，文物被毀，知識分子受盡羞辱，以至遭毒打、殺戮。知識分子成為革命對象的“臭老九”（在它前面的8類革命對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於是，知識成為罪惡，“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為時髦的口號。這是毛澤東一生敵視知識分子情緒的一次最徹底、最瘋狂的發洩。 毛澤東為誅滅劉少奇而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僅要毀滅知識和文化，還要通過鎮壓和欺騙手法製造一場尊他為神的造神運動。通過他長期豢養的打手、文丐（如林彪、江青之流）的鼓噪，毛澤東被說成是“心中的紅太陽”，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人人都必須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請示、晚彙報”；人人都必須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隨時隨地集體跳“忠字舞”。這場荒唐的弄神裝鬼的滑稽劇，不僅愚弄了愚昧的群盲，也使毛澤東自己深為陶醉。他在臨死前還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的革命並列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毛澤東死後一個月，這場歷時10年又4個月的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浩劫也就壽終正寢。不過，毛澤東的陰魂依然未散，謊言和鬼話依然大有市場，“毛澤東思想”依然被奉為指導思想。 （原文注解略） 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 http://www.mingjinglishi.com/2012/07/blog-post_4992.html | |||||
毛澤東從小看老：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上）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羅對話 2002年12月，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發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運動開始後一個月，正是毛澤東“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時，他在上海接見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也在其中。會上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大膽的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1]如所周知，魯迅是毛澤東最讚賞的知識分子，曾被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現在卻翻了臉，竟公然把魯迅也當“右派”那樣的敵人。 這件事是一年前魯迅之子周海嬰首先公開披露的。他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了1957年毛澤東與羅稷南這段對話，卻招來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質疑和批駁。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周海嬰本人思想有問題。正當周海嬰陷入圍攻之際，黃宗英以現場見證人的身份，發表了上述文章，並提供了當時刊載著新華社的報導和會場全景照片的報紙，可謂證據鑿鑿。為避免蹈周海嬰的覆轍，黃宗英還鄭重其事地向律師咨詢。黃文不但為周海嬰解了圍，更重要的是她證實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史實，揭露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魯迅生前替共產黨說過不少好話，從未向它“猖狂進攻”，為什麼要“關在牢裏”呢?只是因為他手裏有一支筆，要寫；只是因為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使毛澤東感到是一種威脅。對付的辦法就是他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說的，對敵人要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據黃宗英回憶，當時羅稷南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黃宗英感到毛在“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嚇得手心冒汗”。 其實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並非從此時開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強烈地表達了他這種心態。 （二）把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親自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定為開卷篇。該文原載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國農民》和《中國青年》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2]隨後又在廣州和汕頭出了單行本。現在我找到上述三種刊物所載的三篇《階級分析》，它們在文字上作過一些改動，但所有觀點都沒有改變，而在收入《毛選》時，篇幅刪去將近一半。原文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評論的文字，《毛選》版卻全部刪去；與此相關，原文有一張說明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也全刪去。因此，《毛選》版與原文相較，已面目全非了。 《階級分析》發表于國共合作時期，當時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得到汪精衛賞識，被推薦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3]毛澤東這篇《階級分析》同時在三個刊物上發表，並在兩地發行單行本，影響極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軍提出“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不滿和恐慌，紛紛著文質疑批駁。[4] 《階級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澤東，特別是他的知識分子觀的重要資料，可惜至今未見有任何介紹和評論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階級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於衆，並與1951年《毛選》版進行比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進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選》的《階級分析》一文是根據1926年3月出版的《中國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國青年》所載的該文作為原文。 原文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第一類“大資產階級”，包括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毛選》版把第一類的階級屬性從“大資產階級”改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刪去了上述“反動派知識階級……”這120多字。文章結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動知識界”取代原來的“反動派知識階級”，範圍似乎縮小了，但“反動知識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並未交代；這頂“反動”帽子，像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知識界的頭上。 關於第二類，原文說：“中產階級”包括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小地主和許多高等知識分子。“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繫。“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欄中說：“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原文結束語說：“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最後原文還說：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澤東是把“中產階級”當作敵人的。 《毛選》版這一部分主要改動的地方是明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所有關於“高等知識分子”的反反復復的分析、評論，全部刪去。 關於第三類“小資產階級”，原文說：“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這類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歡迎（革命）。” 《毛選》版對小資產階級這部分的內容基本上沒有改動，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為小資產階級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類“半無產階級”和第五類“無產階級”，原文都未涉及知識分子。《毛選》版改動不多，最重要改動的地方是：原文把工業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都說成“是我們的朋友”；《毛選》版則改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綜上所述，被《毛選》刪改的《階級分析》原文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原文雖然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但把它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平列，同稱為“我們的朋友”，這有悖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基本原理：工業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在此文發表前11個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特別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作出決議。這一問題，1951年的《毛選》已作了改正。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毛選》只是把它掩蓋起來，這就是把知識分子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選》中雖然刪去了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依然如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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