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毀滅佛教，leefeng無得抵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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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從小看老：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上）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羅對話 2002年12月，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發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運動開始後一個月，正是毛澤東“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時，他在上海接見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也在其中。會上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大膽的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1]如所周知，魯迅是毛澤東最讚賞的知識分子，曾被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現在卻翻了臉，竟公然把魯迅也當“右派”那樣的敵人。 這件事是一年前魯迅之子周海嬰首先公開披露的。他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了1957年毛澤東與羅稷南這段對話，卻招來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質疑和批駁。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周海嬰本人思想有問題。正當周海嬰陷入圍攻之際，黃宗英以現場見證人的身份，發表了上述文章，並提供了當時刊載著新華社的報導和會場全景照片的報紙，可謂證據鑿鑿。為避免蹈周海嬰的覆轍，黃宗英還鄭重其事地向律師咨詢。黃文不但為周海嬰解了圍，更重要的是她證實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史實，揭露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魯迅生前替共產黨說過不少好話，從未向它“猖狂進攻”，為什麼要“關在牢裏”呢?只是因為他手裏有一支筆，要寫；只是因為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使毛澤東感到是一種威脅。對付的辦法就是他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說的，對敵人要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據黃宗英回憶，當時羅稷南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黃宗英感到毛在“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嚇得手心冒汗”。 其實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並非從此時開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強烈地表達了他這種心態。 （二）把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親自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定為開卷篇。該文原載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國農民》和《中國青年》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2]隨後又在廣州和汕頭出了單行本。現在我找到上述三種刊物所載的三篇《階級分析》，它們在文字上作過一些改動，但所有觀點都沒有改變，而在收入《毛選》時，篇幅刪去將近一半。原文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評論的文字，《毛選》版卻全部刪去；與此相關，原文有一張說明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也全刪去。因此，《毛選》版與原文相較，已面目全非了。 《階級分析》發表于國共合作時期，當時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得到汪精衛賞識，被推薦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3]毛澤東這篇《階級分析》同時在三個刊物上發表，並在兩地發行單行本，影響極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軍提出“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不滿和恐慌，紛紛著文質疑批駁。[4] 《階級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澤東，特別是他的知識分子觀的重要資料，可惜至今未見有任何介紹和評論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階級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於衆，並與1951年《毛選》版進行比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進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選》的《階級分析》一文是根據1926年3月出版的《中國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國青年》所載的該文作為原文。 原文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第一類“大資產階級”，包括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毛選》版把第一類的階級屬性從“大資產階級”改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刪去了上述“反動派知識階級……”這120多字。文章結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動知識界”取代原來的“反動派知識階級”，範圍似乎縮小了，但“反動知識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並未交代；這頂“反動”帽子，像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知識界的頭上。 關於第二類，原文說：“中產階級”包括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小地主和許多高等知識分子。“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繫。“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欄中說：“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原文結束語說：“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最後原文還說：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澤東是把“中產階級”當作敵人的。 《毛選》版這一部分主要改動的地方是明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所有關於“高等知識分子”的反反復復的分析、評論，全部刪去。 關於第三類“小資產階級”，原文說：“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這類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歡迎（革命）。” 《毛選》版對小資產階級這部分的內容基本上沒有改動，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為小資產階級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類“半無產階級”和第五類“無產階級”，原文都未涉及知識分子。《毛選》版改動不多，最重要改動的地方是：原文把工業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都說成“是我們的朋友”；《毛選》版則改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綜上所述，被《毛選》刪改的《階級分析》原文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原文雖然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但把它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平列，同稱為“我們的朋友”，這有悖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基本原理：工業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在此文發表前11個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特別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作出決議。這一問題，1951年的《毛選》已作了改正。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毛選》只是把它掩蓋起來，這就是把知識分子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選》中雖然刪去了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依然如故。 | |||||
毛澤東為什麼會如此仇恨知識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歸結為：青年時代不順心的經歷和無產階級專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澤東青少年時就狂妄自大，霸氣十足。早在1910年，17歲的毛澤東應湘鄉縣高等小學入學考試時，曾在以《言志》為題的作文中，寫了一首詠蛙詩： “獨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為踞），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那個蟲兒敢作聲。”[5] 就暴露了他唯我獨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時代的經歷並不如意。1918年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後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只有8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難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傷害，直到1936年他還告訴美國記者斯諾：“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6]自視甚高的毛澤東，把這種遭遇視為奇恥大辱，屈辱感又轉化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 五四後他接受了與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一拍即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統一，行動一致。而接受過科學訓練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識分子，崇尚獨立思考，不願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從；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繼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關心國家命運；對國家大事好發議論，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評頭品足。他們不願做馴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嚴的獨立的公民。毛澤東自然無法容忍這些不聽話的人。1942年通過整風運動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開始滿足他當皇帝的願望。最明顯的是1945年發表的舊詞作《沁園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漢武”。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的1958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自誇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遠比秦始皇高超。 毛澤東精於權術，詭計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靜、呂留良文字獄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簡單消滅肉體的“坑儒”，變成全國規模的群衆運動，由群衆來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態勢。這種大規模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第一次發生於1942年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黨內領導地位而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奪取全國政權後不到兩年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這類運動，幾乎每年一次，甚至兩次。如：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已是“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隨後又有“拔白旗”運動。1966年開始歷時十年的對文化進行“革命”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徹底毀滅文化的民族大災難，毛澤東鄙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達到了荒唐的瘋狂程度。下面對這些運動擇要作些評述。 （四）製造王實味冤案和“搶救運動” 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後，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1935年，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調整與各階級的關係，改善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得到主張抗日的知識分子的支持。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共產黨對進步知識分子更具有吸引力。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延安。 毛澤東對大批知識分子的到來，喜憂參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澤東為樹立自己的領導權威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整風於1942年2月開始，一些知識分子不知就裏，積極響應號召，天真地向黨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意見，不料犯了禁忌，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和繼之而來的“搶救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歷來人們把發生這兩件事的責任全部歸罪於康生，直到2002年12月出版的《百年潮》發表《王實味問題第一次公開平反紀略》，仍沿此說。事實上，康生只是從犯，主謀是毛澤東，是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大暴露。 王實味是1937年到延安的中共黨員，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別研究員。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幹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並在牆報《矢與的》上鼓動群衆向“大人物”提意見。王實味對共產黨權威的挑戰，引起毛澤東惱怒。據當時主管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回憶：毛澤東深夜去看《矢與的》，當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隨之轉為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級為政治問題，最後以“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組織“五人反黨集團”等罪名，由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主任為毛澤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下令逮捕。[9] 揪出王實味後，毛澤東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說：“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10]，並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要注意反特務鬥爭。[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指出：抗戰以來，日本和國民黨雙方都派遣大批內奸分子打入黨的各級機關，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一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動員報告，號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群衆揭發檢舉。於是從延安到各抗日根據地掀起“搶救運動”高潮。知識分子成為“搶救”的重點。運動通過大小批鬥會，誘供逼供，關禁閉，用酷刑，在極端恐怖的情形下，坦白檢舉出大量“特務”。毛澤東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講話》說：中央黨校挖出特務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計還不止此數。而行政學院，他認為，“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12] 據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稱：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中，挖出170個特務；西北公學500多人，只有20人沒有被“搶救”。[13]許多坦白自己是特務的外來幹部，大多是經過共產黨地下組織介紹來的，這些地下組織因此被打成特務組織，如甘肅、陝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黨組織都曾被認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14] 更荒唐的是把“一二九”運動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據當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1945年3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報告《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稱：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一二九”運動作為審幹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1935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東的外來的知識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分子未被搶）。搶得所有外來知識分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蔣南翔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衆鬥爭的方式進行“普遍肅反”。[15]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80％的知識分子上臺‘坦白’，被‘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特務也沒有”。[16] 象李銳、于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中共黨員，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鑒於各單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被打成“特務”，無法開展正常工作，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大部分人得到平反，但王實味卻於1947年被處決，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也沒有平反。不少人的歷史問題當時沒有作結論，成為後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批鬥對象。 據親歷延安“搶救運動”的溫濟澤、韋君宜等回憶，“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甄別以後，毛澤東為挽回影響，曾多次在群衆集會上賠禮道歉，為搶救運動的錯誤承擔責任。[17] 但道歉管道歉，他對這次運動始終沒有認真總結，吸取教訓。相反地，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卻“留中不發”，而且遭到批判。以上情況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從蔣南翔的遺稿中獲悉。[18] 對王實味的冤案，毛澤東始終不承認自己搞錯了，1962年還毫無根據地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認為當時把他“殺了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 直到1982年共產黨為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平了反。1991年，在溫濟澤等大力推動下，蒙冤將近50年的王實味才獲平反昭雪。（未完待续） （原文注解略） 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 http://www.mingjinglishi.com/2012/07/blog-post_6072.html | |||||
鄧小平改革是毛澤東“文革”的繼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何頻（明鏡集團CEO，政治評論家）： 我本來對毛澤東沒有什麽話可說，但我聽了剛才幾位的發言，不得不講幾句話。 我對從文學和歷史學的角度描述毛澤東、評價毛澤東，沒有多大興趣，因為我覺得，文學可以對一個人的複雜性格做多側面的描述：一個流氓也可能有很善良的一 面，一個強姦婦女的人也可能曾經有過真正的愛情；我對站在歷史學立場的探究也沒有興趣，很多歷史的細節你可以無休無止地糾纏下去，可以成為一門學問——研 究毛澤東有沒有鬍子，你就可以寫成一篇博士論文！ 我覺得有兩個東西，對我們更有現實價值。一個是法律意義上的毛澤東；一個是政治意義上的毛澤東。政治意義上的毛澤東和法律意義上的毛澤東，都需要一個最重要的標杆，就是準確、精確。 何頻 我以前在中國大陸，在跟法律有關的單位工作過，最近這麽多年在海外，朋友中律師比較多，自己也受到法律熏陶，看的東西也有很多和法律相關。我覺得，西方司 法給我一個最簡單的啓示就是，案件可能是複雜的，但討論到具體案情，要非常非常簡單、直接——只有很簡單，才會很精確。而我們中國人比較喜歡用模糊語言， 尤其是似乎“理性”的語言，卻把很多東西變得完全沒有人性，喪失感性，比如說“一分為二”呀，比如說“客觀全面”、“實事求是”呀。剛才有人講，毛澤東有 獨裁的一方面，也有理想的一方面，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毛澤東呀，甚至還說到流氓的競爭機制呀，把很多東西就攪糊塗了，攪糊塗以後你就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去評 價毛了。 任何一個獨裁者，任何一個罪大惡極的流氓，都可以找到理由為他辯解，回答得可以很模糊，說他“殺了人但曾經做了好事”。對於法律來講，其實你只要回答我， 幾點幾分到了殺人現場？是不是殺了那個人？政治評價也是一樣的，毛澤東作為一個中共的領袖，對整個國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壞，非正常死亡了那麼多人，還要 用什麼“理性”去評價他有做得正確的一方面？ 如果你從文學的角度和歷史的角度這麽說，當然沒問題；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講，和法律的角度是一樣的，一個人殺了人，就是殺了人；一個人是獨裁者，就是獨裁者，而不能說這個獨裁者做過什麼好事，對吧？這個是最關鍵的，最簡單的，也是最準確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正是因為這種“一分為二”，什麼“幾分成績幾分錯誤”的評價毛澤東，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後的又一場“革命”，另外一場毛澤東惡果的繼續發揚 ——這就是“改革”。鄧小平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只有不否定毛澤東，才使改革具有合法性：前一個階段是犯了“錯誤”，而不 是犯了“罪”，後一個階段才不是懲治犯罪，而是“糾正錯誤”，“繼續前進”。 所以，才造成了從毛澤東開始執政以來，在中國造成了兩重浩劫，第一場浩劫就是“文革”，第二場浩劫就是“改革”。改革的實際後果，我們現在越來越很清楚地 看到了：正是因為拒絕徹底地否定毛澤東所造成的。對人們價值觀念所造成的破壞，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對整個社會結構的破壞，對民族人文傳統的破壞，從更 長時間看，遠遠超過“文化大革命”，實際恰恰是對毛澤東的繼續，而不是對毛澤東的一種結束。如果當年鄧小平不是說對毛澤東“一分為二”、“幾分幾分”的評 價，當時就徹底地否定了毛澤東，那中國根本就沒有“改革”這一說，政治可能更早進入了文明。模糊的語言，比那種完全讚揚毛澤東還要可怕，因為它貌似公正、 貌似理性，卻會給人似是而非的引導。 第三點，毛澤東在未來的歷史地位問題。我很尊重的一位政治學者曾經對我講：現在評價毛澤東之所以不理性，是因為人們還有很沉重的感情包袱，有的人是否定毛 澤東，有的人認為要客觀地看待毛澤東，有的人甚至認為毛澤東那一套是對的，不管持有哪種看法，都是太多深受毛澤東的直接影響，才使得對毛評價不客觀。他說 如果過了一百年，對毛澤東的評價就會客觀和平靜一些、會理性一些。這番話給我影響很深。但是我經過自己的反覆思考以後，我否定了這種看法。 我認為將毛澤東放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他未來將不會有真正很重要的地位。原因非常簡單：毛澤東做的這一套，並不是他獨立地、原創性地發明的。他只是將別人的 一套東西，在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暴露弊病、出現危機的階段，前人所進行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實驗接過來，他領導的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已，而毛澤東只是 在中國做了延續和發展。 我最近跑了一些東歐國家，例如到阿爾巴尼亞，到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感到與過去我在中國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見毛所做的，並非 獨一無二。毛澤東所做的那些東西，被毛粉所讚揚的某些東西，其實所有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差不多，都是用所謂“自己特色的（中國的，阿爾巴尼亞的，羅馬尼亞 的，南斯拉夫……等等）社會主義”的名目。他們也跟蘇聯有時好，有時不好，好的時候，自命為我們是“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不好的時候，就說 我們在“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實驗”，毛澤東其實跟他們是一路貨色，他哪有多少自己對人類文明的獨創性貢獻？ 歷史的長河按照今天這樣急速地發展下去，我們身處一個全球共享文明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固有的、僵化的局限性於一國的文化、政治遺產，對新一代的 影響力較低，而且，會越來越低。只有能讓人類文明共享的東西，共同存在的價值，才會真正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乃至下下代。在下一代人中間，毛澤東也好，鄧小 平也好，沒那麼重要。他們看的是手機，接受的是微信，他們今天的價值觀還有不同甚至對立，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非洲，還是在美洲，那只是因為一些國家的當權 者堅持維護自己統治的一套制度，拒絕全球化大潮。我相信，在20年、50年以後，100年以後，這種頑抗被克服，全球是一體的。 如果中國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甚至堅持毛路線成功了，那就是人類文明另一次大失敗、大挫折。 按我的想像，中國未來無非是兩種情況出現： 第一種情況，就是說中國在未來某一天、某一個時刻、某一個事件，歷史突然逆轉，產生了新的變化，中國走向了文明的起跑線；第二種情況，中共按照目前的路 子，確實會變得比較強大，而西方在某些方面有些衰退。但是當中國軍事崛起、專制崛起，成為文明社會的共同敵人的時候，滅頂之災的時刻也就到了。從這個意義 上來講，從整體上看，我是很樂觀的。 毛澤東對我們這一代人命運和思想的影響太深刻了；但是放到歷史的長河來看，真的不算什麼：他既沒有秦始皇的本事，也沒有希特勒的本事，跟前共黨國家相比， 中共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實驗走得更遠一點而已——中國人的悲劇就在於，有了一個毛澤東，還有了一個鄧小平。（新史記》17期） 資料來源 明鏡歷史網 http://www.mingjinglishi.com | |||||
還原毛共：徹底批毛須徹底批共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康正果（耶魯大學教師，文史學者）： 我報的發言題目是“還原毛共”。為什麼要“毛“和“共”並稱？因爲毛澤東和共產黨是連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把毛澤東純粹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去談他的是非功 罪，要評毛批毛，必須把毛這個人置於中共集團從建立直至發展壯大的整個脈絡中予以剖析和評判，並且放在百年中國的大歷史框架中透視和檢討。 這就涉及到如何“還原”的問題。毛澤東曾說，“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看對今日從國内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來説，歷史觀的轉變才是一個根本的轉 變。爲什麽要進行根本的轉變？因爲我們的歷史觀從小即受到黨化教育的塑造，比如説：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 國，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等等……若按照這一歷史圖景認識百年中國的歷史，不管後來毛澤東犯下 多少錯誤或罪惡，僅就他領導中國共産黨建立新中國這一點來説，自然就功勞蓋世了！連大批狠批毛澤東的李銳和辛子陵都是這樣認爲的。 “毛澤東功罪”是中共官方的命題 也 許是受到這主流思維模式的影響，我們今天的座談會也約定俗成，定名為“毛澤東功罪研討會”。其實此命題本是中共官方的一個話題，因爲毛澤東所有的“功”都 是給共產黨立的“功”，所以陳雲才說他“建國有功”。至於毛澤東所犯的“罪”，是因陳雲、鄧小平這些共產黨高層領導在“文革”時挨了整，連累到他們的家人 也受迫害，他們才認為毛澤東“文革有罪”。但他們從來沒提到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所犯的滔天罪行，他們最忌諱談到這一點，這正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直到胡錦濤 和習近平都死不批毛，還要護毛，散布什麽“三七開”之說的原因。 康正果 從殺害地富到鎮壓抗戰有功的國軍官兵，到剝奪工商業資本家和迫害知識分子，到餓死四千萬人——所有這些罪惡都是毛澤東與中共集團的共罪。毛對中共的“功” 越大，對中華民族的“罪”越深，而毛犯下的每一件罪惡都是在中共集團建立的體制下完成的。沒有中共的槍桿子及其一黨專政，作爲個人的毛澤東就是有再大的本 事，他也不可能把中國社會破壞到今天這步田地。所以我認爲，我們乾脆扔開“毛澤東功罪”這一狹隘的破題，直接把“毛共”還原到他們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整個進 程中，去給他們來一個歷史審判。我們要把毛共的罪惡一直追溯到起點上，不只是審視“土改”、“鎮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這些，必須一 直追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那個時候起，來看共產黨走過的每一步路。現在談毛澤東，如果仍在用主流話語經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名詞，特別是官方規定 的那些命題去談，就很容易走進死胡同。 大家都是從小讀官方的中國歷史、黨史教科書長大的，那套話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包括在座的孟玄先生，聼了他剛才的發言，我看他這個台灣背景的人， 在某些方面中的毒好像比有些來自大陸的人還深。他大概在海外也常讀大陸的出版物吧，剛才發言就大談中共革命對下層人的“解放”等等。我在耶魯給學生講課， 一走上講台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在海外的語境中説話，我自然不會像在大陸時那樣人云亦云地使用“解放前”或“解放後”的劃分，我早已改口說“1949年以 前”或“1949年以後”。因為當我們在用“解放前”或“解放後”劃分1949年前後的中國時，這個說法就會使我們認同“解放前”是黑暗的舊社會和“解放 後”是光明的新社會這類毛式話語的説法。今天若隨聲附和了“毛澤東功罪”這一提法，也就隱含著“毛澤東雖有錯，共產黨依然偉光正”的意蘊。所以批毛必需批 共，而還原毛共，就得把毛共的所作所爲放在百年中國大歷史的框架内檢討。 比如說，國共本來是要合作的，但為什麽合了不久就分裂了？最關鍵的一個分歧，就是關於土地問題：國民黨反對暴力分田，而共產黨主張暴力分田。共產黨為什麼 要暴力分田呢？難道就是要讓“耕者有其田”嗎？1927年“清黨”以後，中共有兩股武裝力量，一股是從南昌敗退下來的，一股是湖南秋收暴動的隊伍——共產 黨在那時候自己都稱之為“南昌暴動”、“秋收暴動”，我們現在卻按黨史的定義，習慣說“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名詞一換，事件的定性就很不同了。還是 應回到共產黨自己最初的那個提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這兩股暴動的勢力是要搞“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所以他們並不諱言暴動，他們甚至高喊把赤色 恐怖推向極端，以至最後都匯集到土匪出沒的井岡山上大幹暴烈的行動。不暴動，吃穿從哪兒來？斯諾在延安訪談過毛澤東等人，後來寫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本《西 行漫記》。他當時非常明確地問：紅軍在江西好多年，後來從江西一路打到陝北來，紅軍如何解決吃穿用的問題？毛澤東和朱德都王顧左右而言他。斯諾非常含蓄地 說：恐怕那時候會對農民有一定剝奪了。打土豪分田地，應該說完全是為解決紅軍的給養問題，就是用暴力從農村社會榨取物資和人力兩大資源。共產國際又沒給紅 軍發放軍餉，他們的吃穿從哪兒來？“打土豪”不只搶富裕農戶的糧食，還搜刮浮財，動不動就沒收土豪多少萬銀元。毛澤東在井岡山，朱德還沒來的時候，就那幾 千人，每月的伙食都要上萬銀元，他坦承是打土豪來的。 理不清前因就講不對後果 我們在還原毛共這麼一個出身的過程中，不能只是簡單地罵毛是個“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或者說他是“暴君”等等，還應該去勾畫整個的社會背景，看他破 壞了什麽，助長了什麽。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它的成員完全根據由上海中共中央傳達的莫斯科指令來行事。毛澤東在早 期爲什麽會受那麼多的氣，會受到“洋房子先生”們的排斥？實際上他和朱德是給上海那批高層領導開闢了根據地啊，如果沒有那麼一塊根據地，像博古和張聞天 啊、周恩來啊，當上海的地下組織被徹底破壞，他們能逃到哪兒去呢？他從此陷入軍權和黨權之間的爭鬥，他和莫斯科結上個人恩怨，他忽上忽下，後來到遵義會議 才進入領導核心，直到延安，他慢慢地掌握了黨內的軍權，但是在七大之前，他還沒有真正全部掌握黨權。在這整個的動力關係中，形塑成毛澤東這個人的特性。爲 爭奪權力，毛澤東肯定是受過很多氣了，聼他後來說的那些牢騷話，毛當年簡直像個彆扭的怨婦。所以在延安他就搞整風，要追究國際派的錯誤路線。1949年之 後，他不懂經濟建設，還想沿用他戰爭時期那一套軍事動員的方式辦事，因此覺得他所建立的黨體系束縛了他的手腳，偏要對其他專職主管者的事情亂插嘴、插手。 由於插不上手，最後就挑動群衆造反搞“文革”，砸爛黨機器，來個總報復，打倒了那麼多老幹部。這一切都和毛共集團走過來的整個歷程相關，你理不清前因，就 講不對後果。 我的思路是，徹底撇開在歷史課堂上被告知的黨史，以及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報紙整個是那些官方宣傳，警惕那些話語對我們的侵蝕，也包括有關的理想、觀念 等等——當然不是今天在這裡十來分鐘發言可以說清楚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即所謂“成王敗寇”的歷史，它讓我們相信某種“歷史的必然 性”，但整個的歷史一經還原，那所謂的“必然”明明是很多“偶然”導致的僥幸。毛共集團的發展壯大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結，是狐狸蛇蠍之類的東西修煉成精 的結果。還原歷史，就是讓他們這些妖怪露出原形。 毛固然會玩權術，但也未必像張戎或高華書中所講述得那樣成功和高超，未必都出於毛的英明預見或陰謀詭計，有很多陰差陽錯和歪打正著的情況。如果把毛澤東放 回他本來與周恩來、朱德、林彪、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一起相處和工作事件中，去對比他與那些人在能力、質地、品性上的差別，從不少相形見絀的對比中就可看 出毛的平庸、貧乏和卑劣。這些人也有留下來的回憶錄，還有一些被別人記錄下來的言論，此類個人記憶與黨史定案的集體記憶相差很遠，我們可從中看出他們當時 對毛的態度和反應。如果能通過毛和這些人的關係、鬥爭、矛盾還原出真實的毛，我們就有可能隨著此類敍事返回歷史的現場，就像附在“阿凡達”的身上那樣，穿 越官方頒布的集體記憶，進入被掩埋在歷史紀錄垃圾堆深處的真實時空。我正在寫一系列有關毛共的長文，就是在試圖做這種工作，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文教師，來美國之前，寫作的重點是文學研究和文化評論，對中共黨史所知甚少。剛才有人說他從小熟讀“毛選”，但我不是，我在國内確實沒讀過多少“毛選”。 說起讀“毛選”，我忽然想起自己一段險惡的經歷。我“文革”中曾被拘留，那時我在磚瓦窯——一個公安局管理的就業廠當工人。那時我已經是“反動分子”了， 公安局來人抓我，先搜查我的宿舍。我們那個磚廠宿舍很簡陋，床板是拿四摞磚頭支起來的，有些地方不平。搜查時發現：我竟然是用“毛選”第二卷跟磚頭摞在一 起，用它墊住不平的那一頭。這在通常情況下可能被算為“罪狀”，甚至可上綱上線到“惡毒攻擊”。大概因我本已有“罪狀”，那時竟未被追究。那個年月人人都 得備有“毛選”四卷，不管你學不學它。我從來不讀我的“毛選”，因爲我對毛的文字毫無興趣。我這個人之所以被打為“反動”，完全是因爲與當時的現實基本脫 節，甚至絕緣，因而比周圍的絕大多數人較少受到主流話語的熏染。我覺得這是我今天還有能力進行歷史還原的一個基本功，是我特有的免疫素質。 對毛式話語像髒話一樣刪除 我在耶魯教中文時開了一門Independent Study的課程。有個學生要跟我學“毛選”，她說讀過幾本美國人有關毛澤東的著作，認為毛是一個有思想和理論的哲學家。我不以爲然，詰問她說：毛怎麼能 稱爲哲學家呢？這女孩跟我讀毛澤東著作的中文原作，為開那門課，我才開始認真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一些被認爲有代表性的篇章。最後到期末，我指導 該生用英文寫了一篇批判毛澤東語言暴力及政治修辭的論文。那時《我的反動自述》一書已出版，我覺得，我這個“性情反動”的人應該通過自學，補一下“反動” 或“反共”所缺的課，好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歲月，紮實地鍛造我的“正動”。我開始惡補百年中國歷史的課程，讀了很多有關的書籍。 我對毛共問題的關注，是和研讀百年中國歷史同步並行的。我已在台灣出版一本書，叫《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是在中華民國一百周年時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的。在 寫那部書時我已開始探討還原毛共的問題。這本書寫完後我就想：應該寫一部專著，並不是寫毛澤東傳記，而是從他的青少年一直到他去世，以他的一生為一條線來 貫穿、梳理中共所搞的這場革命，探討毛共如何扭曲了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正道。 我的出發點是批毛必須批共，其次堅持唾棄主流話語談論毛共慣用的既定概念、框架、話題。自覺地清除此類公式化用語，要把它們像髒話一樣刪除乾淨。因為你沒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就難以捕捉你想傳達的真實，你若採用已被規範的語言講述，就難免重複老生常談的東西。 聽了大家的發言，我深感評毛批毛是件很難的事情——非常難。在網上看到那個李捷挑戰高文謙先生，心裡就想，與這種不可救藥的人有什麽可辯論的呢？從國内到 海外，這類人太多太多了。今天這個座談會的發起人何頻先生提議批判毛的遺產，毛的遺產就是籠罩全中國的黨文化陰影，是灌輸到像李捷這類人頭腦中的思想塵 霾，可以說他們這些人的大量存在就是毛遺產的一部分，毛遺產已癌擴散為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精神症狀。恐怕得等他們一代代告別世界，毛遺產留給中國人的生存 重壓才會趨於消除。所以我要再次重複說，今日批毛實在是很難的。誠如高文謙先生所說，毛澤東現象是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這話很精煉，但是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宿命和孽債是怎麼形成的，卻不是一場研討會、幾篇文章或數部專著能解釋清楚的。 有人談到毛澤東有理想，國人所說的“理想”，經過了“五四”，再經過了中共的革命話語，已經變得很空泛了。理想高於現實，有理想指的是頭腦裡有革命的前 景，是指向共產主義的。這些被賦予正面含義的大字眼有互相等於的關係，全都是假大空的頌詞。像孟玄先生說毛澤東通過“大躍進”把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了 ——怎麽能是“解放”出來了？根本是濫用人力和破壞經濟。那些參加大煉鋼鐵的人並不是自願去的，都是被各單位逼去的，你不能亂用“解放”這個詞。（孟玄： 我說“解放”，意思是說，使社會每一個原來底層的人，都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跟有權的人平等了。）這正是毛澤東最大的誘惑性和煽動力。（孟玄：我是說 “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事實上也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高文謙：No，根本不是那樣，你反對一個支部書記，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批毛在現在具有現實意義，非常非常重要，特別是面對習近平現在向毛倒退的態勢！以前碰到毛的冥誕，中央好像都有點害怕，害怕有些毛左毛粉，以及懷念“文 革”造反的庸眾會趁機起閧鬧事，所以當局常採取敷衍了事的態度，似乎有意讓人們淡忘那個敏感時期。你看現在呢，習近平竟要隆重紀念！這是毛的陰魂正在復活 的徵象，毛就活在習近平以及全體中國庸眾的身上。所以批毛的使命重要而艱巨，路還很長。打一個比方，毛澤東就是中共的“阿基利斯之踵”，我們這些有志於批 毛的人應該阿波羅一般高立雲端，用亂箭射穿那個騷紅厚黑的腳後跟。總而言之，只有徹底全面地展開批毛，才有可能把中共顛覆了的正道再反正回來。今天這個小 小的研討會可以説是繼續在做我們2011年夏在法拉盛開會討論的“轉型正義”的工作。（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 |||||
中國已錯過了批毛最佳時機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高文謙：你談到毛本來決定三個五年計劃後實行社會主義，那麼為什麼他改了主意，要提前？ 張 博樹：為什麼他要提前？我看了些文獻，我的感覺毛當時之所以要加快速度，重要的考慮之一，是擔心他的政權變質，擔心共產黨自己腐敗。我舉個例子，1950 年到51年，當時有一個爭論，就是關於山西合作社的事。簡單地說，土改之後，有些黨員開始致富，甚至開始雇工了，基層就把這個問題反映上來，說黨員雇工和 我們幹革命的目標相違背，怎麼辦？底下不知道該怎麼認識、怎麼處理，就把這個問題反映到中央。 劉少奇的意見是，沒什麼可害怕的，中國經濟上還很落後，我們還會繼續搞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沒有兩極分化，所以出現貧富分化、出現個別黨員雇工沒什麼了不起…… 王軍濤：你的意思是說，按照共產黨原來的邏輯，應該就搞新民主主義，但是毛是出於理想主義，否定了這些…… 張博樹：按照馬克思主義那一套，中共下一步就是要走上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黨的二大就很清楚，黨的目標也是很清楚的，新民主主義在共產黨的藍圖中只是一個階段。 關於毛澤東，還會長久地繼續爭論下去。 毛爲何要提前消滅私有制 高文謙：毛澤東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張 博樹：原因就是共產黨進城以後，又是在發展新民主主義，又是私營經濟被鼓勵、被保護的，允許剝削，那麼原來的八路軍、解放軍許多“土包子”，誰也沒有做好 這麼快就革命成功的思想準備，他們進了城，當了官，自然會出現資本家對剛進城的共產黨幹部點頭哈腰、收買腐蝕的問題。這是城市；農村呢，就是剛才我說的黨 員雇工問題。這些問題，別人可能覺得這無所謂，不奇怪，但對毛來講，在這個問題上他卻比較敏感。 高文謙：你是說，他是出於理想主義，因此不能容忍這種現象？ 張博樹：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高文謙：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張博樹：剛才說的現象，是在1950年、51年。到了53年，毛就要求加快這個進程，到了55年、56年這個速度就更快了。這個更快，不完全是毛自己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的反向互動的問題，這事更複雜，挺有意思，不過今天不可能展開說。 從 根兒上，我們來理解毛當年那套想法背後的因素，什麼東西構成他的動機？他為什麼要這樣想問題？我覺得有幾層因素，一個是他所理解的馬克思所謂“消滅私有 制”、建立共產主義的那套原教旨理論——儘管我們現在來看，毛對此其實是一知半解的；第二層是毛的傳統中國式的“大同”理想，他讓中央委員們讀三國《張魯 傳》，欣賞張魯的“置義舍”，自己也被其中的爛漫成分所陶醉；第三層是毛的戰爭年代的經歷，讓他堅信“精神力量”是無窮的，禁欲主義有助於保持革命青春， 金錢則最容易使人墮落。所有他一向對“物質刺激”之類嗤之以鼻，“批判修正主義”就是在批判“金錢掛帥”。 以上幾條都是毛的“理想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元素。在實踐層面，我說的“理想主義”這個詞，則是指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軍濤所說的“軍事動員體制”和我說的“烏托邦改造工程”，這兩個詞有重疊的地方。 王軍濤：不，不一樣。烏托邦是不能實現的，但烏托邦倒是著眼於安居樂業的體制；而軍事動員體制行之有效，但是它永遠是在那裡折騰、折騰、折騰。 張博樹：毛澤東就是在折騰、折騰、折騰，但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恰恰相反，在他的理解邏輯中，他所做的一切是極有意義的，他是企圖達到他認為很好的一個目標。 1959年“大躍進”遇到挫折以後，毛曾經專門組織一個班子去閱讀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而且他不讀資本主義部分，就讀社會主義部分。鄧力群當時做了很多筆記，那個玩意兒現在在“烏有之鄉”網站都有賣的，毛在考慮“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到底怎麼看。 中國錯過了批毛最佳時機 馮勝平：我打斷一下博樹，你的“九大思潮”一講一個小時肯定完不了。 高文謙：最好就講要點。 馮勝平：博樹講不完的，他還沒講到“九大思潮”的第一大思潮呢！（眾笑） 張博樹：既然如此，我就此打住。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那兩篇文章，網上都有了，一篇是《權力語境內認知邏輯與利益邏輯的雙重嬗變：也談改革開放30年》，另一篇是《“共和”60年：對幾個問題的梳理》，那裡有對我剛才所說觀點更詳細的展開。 馮勝平：其實我和博樹的基本觀點相近，我也認為毛有理想主義的一面。但觀念之爭是爭不清楚的，說毛理想主義吧，但大家對理想主義的概念都不一樣；我們還是談今天中國的現實吧。 中 國現在很多人崇毛，甚至可能是大多數人都是崇毛的。（有人插言：不會大多數。）不會大多數嗎？可能我是錯的，按照我的一個朋友黃紀蘇的說法，如果是80年 代就批毛，把毛遷出紀念堂，不管是老幹部到老百姓，不會遇到阻力，那時候是做得到的。30年下來，你做不到了！你再想去動一下毛的紀念堂、再去動一下毛的 牌位試試？不是習近平要跟你過不去，全國不知有多少人要跟你過不去！（與會者紛紛插言表示不同意這一說法。） 你 們聽我講。現在國內崇毛的是崇得五迷三道，恨毛的是恨得咬牙切齒，各有各的理由。我可以想像，隨著將來中國分化加劇，對毛的兩極評價肯定也是越來越偏激。 比如說崇拜毛的，有人崇拜他的不擇手段——我那天碰到一個企業家，他就佩服毛“手段厲害”；有人崇拜他的成功——這在中國人中最典型的，“成者為王，敗者 為寇”麼；有的人崇拜他的文采，說文章寫得好，高文謙講他有語言天分，胡適更講過，共產黨裡面白話文寫得好的，首推毛澤東；也有人崇拜他的膽略：幾百人敢 上井岡山，折騰出這麼一個大局面……反正各種崇拜他的都有。 毛澤東生前造成了千百萬甚至億萬生靈塗炭，這個大家都承認；而毛澤東死後，從現在再往前走，還不知道要帶走多少冤魂！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毛澤東紀念堂，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將來國內的人，擁毛的、反毛的，不知要發生多麽慘烈的衝突！ 老大一死，老二當家 高 文謙：我再回到剛才張博樹這個話題：1953年定的是利用三個五年計劃多一點的時間，實行過渡時期總路線，要15年到18年——至少是15年，為什麼才過 了兩三年，到了1955年、56年，毛澤東就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催促要趕快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爲什麽有這樣的轉折點？不排除毛有一種天然的對窮苦 人的一種同情，但嬗變的主要契機是什麽？ 是1953年3月斯大林之死。 考 察毛澤東的思想轉變，不能光探究毛本人，還要把國內、國際各種因素、各種動態都考慮到。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毛有一個突變，原因就是斯大林之死。在國際共運 中，斯大林在，他當然是老大，蘇共是老大；中共是老二，毛澤東是老二，老大一死，老二當家！蘇聯當時其他那些領導人，論資格、威望，跟毛澤東這個老二是沒 法比的。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家長斯大林一死，按照毛後來的講法，“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覺得解讀毛澤東之所以對社會主義改造提速，與其歸結到毛的理 想主義，不如用他想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來解釋——他想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獨闢蹊徑，超過蘇聯。 對 這個問題，我想起一個可作對比的事例。1975年，毛已經是風燭殘年，周那時也住在醫院裡面，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到北京來朝貢。我看到當時會談記錄——毛的 記錄沒看著，估計他當時根本講不了什麼話了；看到周與他的談話記錄，那時到周去世還差幾個月，周也根本就動不了了。他跟波爾布特講了什麼呢？他告誡說： “社會主義道路是漫長的”——周作為幹了一輩子革命的過來人，他在年輕時如你們所說，也有理想主義這一面；走過一生之後，他對波爾布特講了這個體會。波爾 布特對毛和周怎麽說呢，他拍胸脯：“取消家庭”。 我覺 得，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初的想法，與1975年波爾布特在柬共建國之初有一比——不能說完全一樣，但毛的雄心，說句實在話，是比天高的。所以他1953年 剛定完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三個五年計劃多點時間完成這個過程，但遇到斯大林一死，到1955年，他就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要趕快改造。1957年他 到莫斯科去，就跟赫魯曉夫講“超英趕美”：你蘇聯趕美，我們中國超英。毛看到了他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走了一條與俄國“城市中心”暴動不同的路，走出了農 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認為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創造。但是想當國際共運的老大，光有打天下的獨特道路還不行，還得在建設社會主義上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 模式的道路。毛太想幹好事…… 康正果：與其說他“太想幹好事”，不如說是太想逞能。 高文謙：太想幹好事的背後，有他個人動機在裡面。我相信同樣是共產黨，若要讓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這些人來掌舵，恐怕未必走出同樣的路來。 康 正果：我甚至覺得沒必要用“理想主義”來定義，連“烏托邦”都不要用，西方還有另外一種觀念，叫“反烏托邦”——烏托邦是經過精密設計的理想國度或社會， 而“反烏托邦”，是全面控制人的社會。有好多這樣的小說，像《1984》就是反烏托邦的，毛搞的就完全是反烏托邦的，連烏托邦都夠不上。（《新史記》17期） | |||||
鄧小平復出是毛制約周的一步棋 《名星》蕭雨 木風 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第二輯《國家禁區》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之後，《名星》雜誌經授權選載該書部分章節如下： 李肅（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主持人）：鄧小平的復出，按照後來官方的說法，周恩來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周的作用真的很大嗎？ 高文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前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前組長）：並非如此，實際上恰恰相反。鄧的復出是毛用鄧制約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後，周的勢力在上升，而且掌握實際權力，而毛的身體又不行了。毛考慮，制衡周，最好的辦法就是起用鄧。 【解說：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的同時，卻對“劉鄧司令部”的二號人物鄧小平網開一面。1968年，在開除劉少奇黨籍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先後兩次為鄧 小平講好話，說“不要開除黨籍，最好嘛，還能夠做點工作”。在另外幾個場合，毛澤東曾經幾次指示要把鄧小平和劉少奇區別對待，並且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汪東興直接管理鄧小平的事情，保護他的人身安全，為日後重新起用鄧埋下伏筆。 在對待鄧小平的問題上，周恩來完全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鄧小平被發落到江西。周恩來事先打電話給江西的黨政領導人，過問對鄧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還對他們說，鄧小平下去“是到農村鍛煉”。 鄧 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回憶父親的書中說，鄧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時候，江西省政府的辦公室主任親自接機，親切地稱鄧小平為同志，說“毛主席叫你來江西，我們非常歡 迎”。鄧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軍區南昌陸軍步兵學校少將校長的兩層小樓，被稱為“將軍樓”。鄧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監督勞 動”，廠內專門為他設立了一個休息室。在下放江西期間，汪東興還親自幫助鄧小平的女兒和兒子上了大學。 鄧小平與家人在江西。 “九 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在1972年1月再次明確表示，鄧小平和劉少奇不一樣，是人民內部矛盾。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來信批示說“鄧小平同志沒有歷 史問題”，“有戰功”，“沒有屈服於蘇修”。於是，周恩來於1972年12月18日要毛澤東的親信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信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再拿著這封信 去請示毛澤東。1973年3月9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在同年8月舉行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再次 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是是非非周恩來》選載3。《名星》第10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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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處心積慮地發放鋪天蓋地的文宣戰略把目光轉移去中國， 轉移去毛澤東年代的天災人祸舊式錯誤， 是可以令愚蠢不思考的人看不見現代，今天基督教國/基督教/基督教徒的腐敗， 看不見今天基督教/基督教徒的現今錯誤/殺戮/性侵/滅族/侵略/強搶掠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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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家護法不包括耶穌基督。 | |||||
基督教的耶穌是極力支持性侵強姦小孩， 把無辜小孩嬰兒打殺，互相仇恨仇殺，侵略異見國，滅族，支持說謊…的 不信？ 君不見基督教的神棍牧師,基督教徒在做著所有以上的事， 足足幾千年啦，一樣位高權重，吃香喝辣， 閒時又可以叫下雞自娛自樂，過得非常疏肝快活， 由此可知基督教的耶穌是極力支持基督教徒做以上那些令耶穌娛悅的事！ 因為它耶穌從不/永不/絕不 顯過神蹟劈死過任何一個犯罪的基督教徒， （教義強調犯罪會被懲罰，但，有人見過邪惡教徒有報應嗎？因為沒有，而且教徒知道沒有，所以才夠膽去做壞事，想到了嗎？做人要用下腦。） 結論： 一/是耶稣它夠邪惡，欣賞和享受教徒犯罪的過程！ 二/是耶稣它根本不存在，自然就無法施行任何神蹟了！ 各位(包括教徒) 希望/認為/覺得是那一樣？ . | |||||
西藏密宗反對我信耶穌。因為信耶穌要放棄觀音，對此西藏密宗無法接受。西藏密宗覺得，如果信耶穌同時也可以信觀音，西藏密宗或許會讓我信耶穌。這方面可以商量。但西藏密宗對天主教及基督教要人放棄觀音很反感。 | |||||
字裡行間清晰有序，發狂？未有耐！ | |||||
耶穌基督大獲全勝，共產黨一敗塗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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