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feng 已經係邪靈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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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不是為教你, 答你........是為瘀你。 只是你不知醜 | |||||
冇面貼基督教殺了多少人的數據就認啦，又扮食屎狗？ | |||||
leefeng 係邪靈毛澤東上身，係魔鬼撤旦的化身，係敵基督，係披著羊皮的狼......奉耶穌基督之名驅魔！ leefeng 唔係真係信觀音！如果信觀音，就會知道毛澤東係混世魔王！ | |||||
毛澤東為流氓正名 最先敗壞黨風 《新史記》高伐林 向忠發、顧順章這一類人沒有多少墨水。真正對“流氓”在理論上闡發、實踐中提倡，使“尚黑”滲透到中共血脈、骨髓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鈎，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雖然自身“與流氓共舞”，卻為井岡山紅軍操心。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說：“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儘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毛澤東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寫道： 【……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更為露骨地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據吳茂華《毛澤東論流氓無產者與革命元勛》介紹，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早版本中有這段話，後來被陳獨秀刪去。 直到在中國掌權十多年之後，毛澤東還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四清運動的講話》，1964年12月20日） 毛 澤東本人正是無法無天、我行我素。個人生活上的表現且不說了，在治國上的流氓動作才危害嚴重：發動“土改”沒收了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隨即通過“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收回；發動知識分子幫黨“整風”，隨即宣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僅據正式統計就打了50多萬“右派”；他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民營工 商企業家、對自己黨內不同意見的同事和部下，對國際共運中的盟主和盟友……無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口蜜腹劍，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這裡只 說一件小事吧：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 |||||
鄧小平復出是毛制約周的一步棋 《名星》蕭雨 木風 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第二輯《國家禁區》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之後，《名星》雜誌經授權選載該書部分章節如下： 李肅（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主持人）：鄧小平的復出，按照後來官方的說法，周恩來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周的作用真的很大嗎？ 高文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前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前組長）：並非如此，實際上恰恰相反。鄧的復出是毛用鄧制約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後，周的勢力在上升，而且掌握實際權力，而毛的身體又不行了。毛考慮，制衡周，最好的辦法就是起用鄧。 【解說：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的同時，卻對“劉鄧司令部”的二號人物鄧小平網開一面。1968年，在開除劉少奇黨籍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先後兩次為鄧 小平講好話，說“不要開除黨籍，最好嘛，還能夠做點工作”。在另外幾個場合，毛澤東曾經幾次指示要把鄧小平和劉少奇區別對待，並且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汪東興直接管理鄧小平的事情，保護他的人身安全，為日後重新起用鄧埋下伏筆。 在對待鄧小平的問題上，周恩來完全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鄧小平被發落到江西。周恩來事先打電話給江西的黨政領導人，過問對鄧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還對他們說，鄧小平下去“是到農村鍛煉”。 鄧 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回憶父親的書中說，鄧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時候，江西省政府的辦公室主任親自接機，親切地稱鄧小平為同志，說“毛主席叫你來江西，我們非常歡 迎”。鄧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軍區南昌陸軍步兵學校少將校長的兩層小樓，被稱為“將軍樓”。鄧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監督勞 動”，廠內專門為他設立了一個休息室。在下放江西期間，汪東興還親自幫助鄧小平的女兒和兒子上了大學。 鄧小平與家人在江西。 “九 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在1972年1月再次明確表示，鄧小平和劉少奇不一樣，是人民內部矛盾。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來信批示說“鄧小平同志沒有歷 史問題”，“有戰功”，“沒有屈服於蘇修”。於是，周恩來於1972年12月18日要毛澤東的親信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信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再拿著這封信 去請示毛澤東。1973年3月9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在同年8月舉行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再次 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是是非非周恩來》選載3。《名星》第10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2014年7月15日 星期二 毛澤東說：林彪一死幫了我的大忙 ★程光 ☆《名星》記者 高伐林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邱會作，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開國中將。即將出版的《名星》雜誌第9期刊登了記者高伐林對邱會作的兒子程光的長篇專訪。程光也是《邱會作家書》（明鏡出版社）的編註者。明鏡新聞網經授權提前連載這篇專訪，以饗讀者。 程光：我父親作爲當事人，不僅要回憶、提供事實，他對所經歷事件、所接觸人物的印象、理解和判斷，不管是那時的念頭，還是事後的反思，也都很重要。更何況，那段歷史的知情人很少，而且越來越少，敢於負責地如實說出來的更少。 比如，毛澤東和林彪交惡的原因。過去，歸咎於林彪“有野心”。但是父親指出，原因在於毛澤東和林彪對“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廬山會 議上，毛澤東認為，林彪提出“張春橋的問題”，事實上是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實質上就是衝著“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主席發現林彪不是一 個聽話的人了。小人物觸動“文化大革命”不要緊，林彪觸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大問題呀！（《家書》274頁、308頁）如果按這個思路分析之後那段歷史， 許多費解的問題，就容易理出脈絡。 又如，對“九一三”所謂的“軍事政變”，收錄在本書裡的一篇父親的講話《談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說了八點不可能的理由，他依據的，是他在現場參加中央政治局處理該事件的過程和觀察。我相信讀者看了，會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觀，有很強的說服力。 “軍事政變”，這個結束了父親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審”他之前居然沒人正面詢問過他，後來“公審”當庭也沒審問他，卻以此定了他大罪！所以，父親一直期盼著當局能公布什麼依據，可是直到他生命的 盡頭也沒有看到。他說，說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綱領是“設國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論”，這個能夠是武裝政變的反革命綱領嗎？關於“設國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見，他還是一種意見呀！“天才論”的見解，即使林彪說了100次，也還是一種見解呀！ 說這些就是武裝政變的綱領，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 再如，對“九一三事 件”牽涉人員的處理，毛澤東這樣的智者，為什麼迫不及待，在情況還沒有查清的情況下就要定案，打擊了一大片？父親回憶了“九一三事件”後一次政治局會上的 場景：毛主席要汪東興回福建廳給大家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好大的忙”！……當時，父親的理解是：毛主席這一句話的含義，就是他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 理了。（林彪）他“幫了一個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林彪頭上了——“這就是毛主席處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邏輯，也是主題思想吧！” 1994年，邱會作（左四）80週歲，和妻子胡敏（左三）及五個子女在西安省委幹休所家中合影，左五為程光。 對此，父親還有他進一步的解析，說毛主席還能不知道“九一三”是怎麼回事兒？他心裡明白著呢。他是讓林彪“幫了一個大忙”，把罪名搞到林彪頭上，民怨轉到林彪頭上，他就爭取了主動。（《名星》第9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 |||||
毛澤東兩萬大洋的神秘用途 《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兩萬大洋花在哪裡？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也沒用於建黨和秋收起義，那麼，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呢？ 1） 創辦文化書社：1921年4月編印的《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二期記載了至1921 年2月27日為止，全部文化書社30位個人股東連同大公報館，合計投資股本金692大洋另6角3分5厘細目。其中，最大股東姜濟寰三次入股228大洋，長 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投股200元。毛澤東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納光洋10元。（23） 2）娛樂旅遊：1920年秋，“同十幾位新民學會的會員發起組織星期同樂會。每至星期日，到長沙近郊名勝古跡，如天心閣、水陸洲、碧浪湖等處聚會遊覽。”11月，“因工作過於勞累，作短時間休息，到醴陵、萍鄉考察遊覽。”（24） 3）同楊開慧結婚：宣稱“不做俗人之舉”，毛澤東和楊開慧沒有大辦婚事。 查《年譜》，沒有毛澤東投資股票、房產或實業的記錄，相反，倒有一擲千金、免除債務的記錄。 1921年春節，毛澤東回到韶山，以特有的方式，結束了父親毛順生生前開辦的“毛義順堂”的錢莊生意。（25） 為了融資，毛順生晚年搞了自己的IPO——發行“毛義順堂”股票。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回憶說：“毛順生很會做生意。後來，光靠銀元、銅錢來周轉經濟不夠，就 自己出了一種‘義順堂’的票子，代替貨幣。票子是紅色的，別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義順堂’的就要。”（26）毛順生發行“毛義順堂”股票，把鄰里鄉親 的餘錢收集起來，以期增值；發給雇工，作為工資，可以代替銀兩；發給生意同行，又成為定金，或者物值。 1920年1月21日，毛順生去世。次年春節，毛澤東回鄉，對父親創下的這份產業作了清理：“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27）換句話說，毛順生私人集資開錢莊，毛澤東接手後，放的債不要了，欠的債一次還清。如此理財，非毛莫屬。還好毛順生集資的範圍只限於鄰里鄉親，否則縱有兩萬大洋，也不夠他折騰。 按毛澤東的吩咐，毛澤民向持有“毛義順堂”股票的人們發出通知，限定時間以現金全部贖回。至此，“毛義順堂”股票退出了歷史舞台，毛澤東的兩萬大洋也盡數散光。（28） 非常可能，當時毛家生意並無虧空，不必用銀子填補。他只是受共產主義影響，想分自己家產，但因為生意是錢莊，又不便討債，所以才需要兩萬大洋——一般生意或土地，送掉就是了，而錢莊不行。此外，也不排除毛想爽一把，與過去歷史切割：即是飛來橫財，散去反而心安。 毛澤東（右一）毛澤民（左二）毛澤覃（左一）與母親合影。 在這裡，我們看到毛澤東對錢的態度。這一態度，終生未變。據邱會作回憶，毛澤東堅持中國“絕不做軍火商”，對外援助“凡屬於武器裝備軍需類的東西就是白給， 受援國不必付錢！其它戰略物資不要錢的也很多。”他對受援國的領導人說：“借錢是要還的，這是寫在紙上的，但不能逼債！你們今後還得起就還，還不起就不用 還了。我毛澤東活著是這樣，我死了以後也是這樣。中國今後若是向你們討債，你們就說，毛澤東活著的時候說過，還不起就不用還了！若是逼債，你們就不給，就 說毛澤東有言在先嘛，不用還了！”(29） 1959年，李宗仁回歸大陸前，主動表示願將一批收藏的字畫文物捐獻祖國。他告訴程思遠，這些文物，是他花了11萬多美元購買的。文物運到北京後，故宮專 家鑒定，發現這批字畫大部分是贋品。按當時行情計算，最多值3000美元。這與李宗仁說的11萬多美元，相差太懸殊了。周恩來獲知情況後也很意外，經反覆 考慮，決定給李宗仁3萬美元，並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請毛定 奪。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慷慨地說：“他說11萬多，就給他12萬！這叫‘投石問路’嘛！”於是，周恩來讓劉仲容設法將12萬美元現鈔交到李宗仁手中。李宗仁十分高興，連聲稱讚：“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 （30） 毛澤東知道，李宗仁獻的不是文物，是自己。此時的李宗仁，還值12萬美元。（《新史記》18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 |||||
毛兩萬大洋並未用於建黨和秋收起義 《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其實，關於兩萬大洋的傳聞，在當時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國的羅學瓚，給毛澤東寫信： “近子升（蕭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嚴匯來之一萬元）頗受湘同學誹謗，謂章匯來兩萬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實止一萬元，因在法久以宣傳為兩萬元。）種種誹謗，到處宣傳，我雖聞之好笑，但勤工儉學同志頭腦這樣不明瞭，亦可為嘆。”（16） 更 令人尷尬的，是對毛澤東身揣兩萬大洋，卻見死不救的指責。陳小雅、錢文軍著述撰文，不僅追問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而且指控毛澤東謀財害命。（17）據《大 公報》連載《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調查記》披露，1921年下半年，因貧病交加，留法“學生疾病（十餘人）死亡（三人），皆全係地方官施診施葬，並棺材而 無之。”（18）死亡三人中，兩位來自湖南：一位是楊開慧的堂兄楊楚，另一位是蕭子升曾向毛通報病情，希望為之籌款治病的陳贊周。對蕭的來信，毛回答： “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只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19） 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追究了毛澤東“兩萬大洋”之謎。 身 懷萬貫，卻哭窮借錢，不是毛澤東的為人。與天下相比，兩萬大洋價值幾何？很難想象，雄才大略如毛澤東，會見利忘義，和楊開慧夜半數錢，合謀貪污。就算毛澤 東是流氓，那種行徑也不符合他的段位！錢文軍、陳小雅對毛澤東的諸多指責，在於他們相信毛澤東一直持有那筆鉅款。其實，到1921年春，毛澤東已千金散 盡，一文不名了。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這筆錢哪兒去了？難道真是用於1921年創建共產黨了？ 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陳 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 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20）陳的報告否定了“譚款”用於建黨的可能性。兩萬大洋在1921年是一筆鉅款，相當於毛澤東在北大208年的 工資。毛如果當時仍持有這筆錢，雖不是富可敵國，至少也算“富可敵黨”了。 毛澤東說：“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 山。”查楊奎松教授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蘇聯撥款“具體如1927年，為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援款約3萬元；為開辦黨校得5萬元另月開 支1.5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問題得援款近5萬元；9月為準備秋收起義得援款1萬元”。湖南農民運動和秋收起義用錢都是蘇聯給的，三個月共得6萬 元。（21）沒有“譚款”用於秋收起義的記錄。 還原歷史真相，很可能的情況是：到1920年11月底為止，毛澤東還不是共產主義者，他的 政治理想是湘人治湘，湖南獨立，與當時湖南省長譚延闓不謀而合。為支持同道，譚延闓通過章士釗給毛澤東一筆政治捐款，沒有規定用途。從性質上說，這是一 筆私款，與建黨無關，與勤工儉學亦無關。不是共產主義者，談何建黨？既非公款，又何謂挪用？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也沒用於建黨和秋收起義，那麼，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呢？（《新史記》18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 |||||
毛南巡中是否偵知了林立果陰謀 《新史記》舒雲 專稿 毛澤東南巡對林立果一夥的行動是否有所瞭解？毛澤東警衛中隊長陳長江回憶說：“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辦公廳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中央辦公廳副主 任兼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把我找去，向我佈置了毛主席外出南方期間我們隨行的警衛任務，要我們迅速做好準備。他們特別強調指出，由於去年廬 山會議，問題並沒有解決，現在情況更趨複雜。……張耀祠還用他那特有的江西普通話說：“這次不是新任務，你們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這一次確有許多新情況， 可能遇到許多麻煩、困難和危險，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點也不能大意。”……就在此期間，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院裡散步，我習慣地跟在他的身後，和 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緒深沉地對我說：“軍隊鬧得厲害，有的不聽指揮，要進行改組。”（注16）汪東興回憶說：毛主席根據前後所瞭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 況，感到要防止林彪一夥人的不測行為，於是他當機立斷，及時採取措施。（注17） 陳 長江回憶說：毛主席這次到杭州，隨著時間的延續，他的情緒越來越不安，不知他發現了什麼，還是怎麼了，他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見毛主席這樣，連我們也覺得 不安，儘管並不理解這是為什麼。有天上午，毛主席出來散步，……叫我指揮大家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主席親切地向大家揮了揮手說：“你們 的歌唱得很響。不僅要會唱，還要照著去做，一切行動聽指揮嘛。”……也就是在這幾天，汪東興找我們幾個幹部開會說，前幾天給我們講“三要三不要”，那是有 所指的，有人要分裂黨，有人不聽指揮。現在情況比較複雜。他最後說：“你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壞。”……顯而易見的是我們這次來杭州，確與往日有很 大不同。……總之，越到後來，毛主席瞭解到可疑的情況也就越多，越覺得問題嚴重，對他們也就更加不信任了。（注18） 舒雲著《林彪畫傳》（明鏡出版社） 我 們再看官版“中共黨史二卷”的敍述：“正在南方巡視的毛澤東已經料到他在沿途的談話會傳出去，並在林彪集團那裡引起強烈的恐慌。巡視途中，毛澤東又敏銳地 覺察到一些不同尋常的跡象。8月底9月初，在南昌、杭州等地，他瞭解到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可疑行動，提高了警覺，當機立斷，縮短在杭州逗留的時間，並變換了 專用列車的停車地點。”（注19） 我們還可以看看王海光導師于南教 授的說法：“據陪同毛澤東南巡的同志說：毛澤東從未談及如何得知林彪陰謀的。但南巡到南昌以後，毛澤東的行動有些異常，行動的步伐急了，有些做法不合常 規。例如：9月8日深夜他突然下令：將專列調離杭州，停在紹興；10日吃過午飯突然提出離開杭州；當晚到達上海卻不去已準備好的住處而住在火車上；11日 中午同許世友、王洪文談話後，立即下令開車北返。”（注20） 汪 東興還有如下的敍述：“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做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當時，我 也發現有些現象不正常。杭州我們再也待不下去了，便轉往上海。由於我們行動非常快，使得陳勵耘和王維國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點35分，我們從杭州出 發，18點10分就到了上海。這次隨毛主席外出，我帶上中央警衛團幹部隊一百人，前衛、後衛車都上了部隊。專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 週邊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部隊，以防不測。在離我們的專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著火了，我們的火車跑都跑 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裡守衛。”（注21） 根據以上史料，我們雖然尚不能確知毛澤東對林彪一夥的行動瞭解到什麼程度，但不能否認毛澤東確實對林立果的行為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否則就無法解釋毛澤東南巡中那些反常舉動了。（《新史記》18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 |||||
軍閥為何給毛澤東兩萬大洋鉅款 《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督軍和布衣交情匪淺 軍閥譚延闓為什麼要給毛澤東這筆鉅款呢？ 譚延闓（1880年-1930年）字祖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曾經任兩廣督軍，三次出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授上將軍銜，陸軍大元 帥。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1930年9月22日，病逝於南京。去世後，民國政府為其舉行國葬。有“近代顏書大家”之稱。著述有《祖庵詩集》 等。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譚延闓為介紹人。 譚延闓 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沒有出譚延闓右者。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內巨幅石碑上“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兩行巨大金字，即為譚氏手書。1920年夏，驅張 運動成功，毛澤東率驅張赴京代表團回長沙，譚延闓親臨火車站迎接。同年9月9日，毛與同仁創辦的文化書社開張，譚又帶軍樂隊前往祝賀，贈親筆書寫“文化書 社”金匾一幅。譚延闓和毛澤東，一個是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兼督軍，一個是一介布衣，此種交情，實非路人所有。鑒於這種關係，私贈兩萬大洋，且不問錢去何 處，當在情理之中。 順便說一句，9月9日是毛澤東生命中的重要日子，和他結下終身不解之緣。1920年9月9日，開辦“文化書社”；1927年9月9日，發動“秋收起 義”；1935年9月9日，與張國燾草地分手、率軍連夜逃離，毛稱之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撒手人寰。 毛澤東和譚延闓的交情，源於驅張運動。1919年，湖南人發動湘人治湘，驅逐張敬堯。運動中，毛澤東衝鋒陷陣，嶄露頭角，真正受益人則是譚延闓。護國戰爭 時，譚延闓為排斥外省軍閥控制湖南，提出“湘事還之湘人”口號。袁死後，譚任湖南省長兼督軍，長沙卻長期為皖系軍閥支持的張敬堯佔據。毛澤東的驅張運動， 與譚延闓的政治綱領不謀而合。1920年6月11日，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的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17日，譚 延闓回到長沙，正式主政湖南。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上海章士釗處拿到兩萬大洋。贈受雙方保持低調，從未向社會公佈。錢的來源是譚延闓，目的是“應酬在滬的同鄉”。 非常可能，兩萬大洋（以下簡稱“譚款”）是譚延闓給毛澤東的政治酬勞，因為很難想象一個軍閥會匿名以巨款資助留學生。當然，資助勤工儉學是一個極好的名目，政治上正確，無論譚延闓、章士釗還是毛澤東，日後都會願意把它作為兩萬大洋轉手的理由。 《年譜》上卷第60頁寫道：1920年6月，“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7） 這是為尊者隱的歷史曲筆。沒有什麼“社會各界名流”，只有一個躊躇滿志，剛剛拿下長沙的譚延闓。他的政治圖謀剛巧與毛澤東此時的人生軌跡相交。 1920年6月的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積極推動“湘人治湘”，他政治活動的重心不是建立共產黨，而是湖南自治。翻閱《毛澤東年譜》，我們看到： 6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宣稱，“湘人驅張，完全因為在人格上湘人與他不能兩立”。（8） 6月11日，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指出，“湖南人應該再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9） 6月18日，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 (10） 6月23日，致信湘籍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闡明湖南改造的要義在於“廢督裁兵”、“建設民治”。(11） 6月30日，致信羅章龍，告以在上海的見聞。信中談到要將湖南的事情辦好，搞自決自治。” (12） 儘管毛澤東聲稱，“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13）但直到這一年11月應陳獨秀函約，創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為止，他沒有發表過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事實上還醉心於湖南獨立運動。9月3日，毛在長 沙《大公報》發表《湖南建設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的主張。(14）大約從這時起，毛在政治上和譚延闓分道揚鑣：批評譚的 “湘人治湘”是官治，不是民治。由於對湖南獨立運動失望，毛澤東開始尋求新的道路，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沒有“挪用公款” 關於兩萬大洋，學者錢文軍寫道：“查當年銀元比價，每銀元值白銀0.6148關兩；時價美金0.7624元。兩萬銀元值1.5248萬美元。查中國火柴工 業史，當時天津北洋火柴廠開業資本 恰好二萬元，尚不是銀元。……可見兩萬銀元確係一筆巨款。問題是，這筆錢是章士釗以助青年留學歐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資助留歐學子，其餘都算挪用贊 助款。接著查閱《年譜》，至‘7月初離滬返湘’，之後也沒有送別留歐學生更沒有贈款之記錄，‘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之事自然無法談起。截至 1920年底，通過各種途徑先後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共有346人，在全國赴法學生總數1576人中佔22％，在全國各省分中僅次於四川，居第二位。如 此之多留法學生，而且新民學會就有18人之多，歌頌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沒有發現一個人提及他雪裡送炭的恩德，或者這幫傢伙全都忘恩負義了？”（15） 錢文軍先生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邏輯也自洽。問題是他相信了毛澤東的自述，沒有弄清這筆錢的真正來源。如果錢真是章士釗為資助勤工儉學從“社會各界名流” 募集的，毛以後的做法當然是“挪用公款”；但如果錢來自於譚延闓為“湘人治湘”而設立的政治基金，由章士釗監管發放，則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不是“公款”， 自然也就無所謂“挪用”。 顯然，毛澤東沒有對章含之說實話，他也不能說實話。還債的故事發生在1963年，那時毛澤東早已被供上神壇，不曾、不會、也不能犯任何錯誤。偉大導師怎麼會拿軍閥的錢？英明領袖的人生軌跡怎麼能同反動軍閥重合？這些問題不要說提出，想想都是犯罪！ 其實，關於兩萬大洋的傳聞，在當時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國的羅學瓚，給毛澤東寫信： 注釋： 7，《毛澤東年譜》，上卷，60頁。 8，同上，59頁。 9，同上，59頁。 10，同上，59頁。 11，同上，60頁。 12，同上，60頁。 13，同上，57頁。 14，同上，63頁。 15，錢文軍《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凱迪社區·貓眼看人，2013年12月23日。 （《新史記》18期） | |||||
毛南巡談話挑起了“九一三事件” 《新史記》舒雲 專稿 毛南巡講話符合組織原則嗎？ 官 版“中共黨史二卷”說：“毛澤東這次南方視察的目的，是要向黨內表明，‘批陳整風’彙報會並沒有解決問題，……”“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是九屆二中全會後對 林彪集團提出的最為嚴厲的批評，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並且已下決心要解決林彪的問題了。”（注3）林彪在廬山上的講話是突然襲擊還是事先請示過毛澤東？ 毛澤東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是證據確鑿還是誣以謀反？再進一步問，1971年毛澤東南巡到處講林彪，是否符合共產黨自己的組織原則？ 李 作鵬回憶：“（毛主席）南巡講話是策劃批鬥林彪的前奏曲。……當我從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這次南巡期間多次秘密談話的主要內容後，很自然，思想上產生了很 大震動。但仔細想一想，又有不少問題想不通，疑惑不解：第一，毛主席這麼多重要的講話內容，為什麼不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華北會議上講？ 為什麼不在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上講？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對少數幹部講，並規定所講的內容要絕對保密，不能告訴北京任何人。這究竟為什麼？……我只根據自己對 光明正大、對團結與分裂、對實事求是的理解來判斷：這種做法非常不妥當，是非常錯誤的！第二、林彪在廬山的講話，是在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批准公開 講的，黨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體中央委員全部在座，並以熱烈鼓掌表示贊成。……這怎麼說是搞突然襲擊，是搞地下活動？”（注4） 邱 會作回憶：“我問李（作鵬）他們剛才在談什麼？李（作鵬）說：‘你要知道了，準會把你嚇死！’……在車上他同我談了在武漢劉豐同他談的毛主席談話的內 容。……我心裡的感覺是沉重的，我的心裡沉重倒並不是自己怕什麼，只是感覺主席這種做法欠妥，有什麼問題，如果在會上談，當面談，什麼問題都好解決，這樣 在背後搞，越搞越亂。”“卜占亞同志給我講過毛主席在長沙談話的情況。（毛）主席談話總的精神就是‘處理林彪問題的動員令’。不管以後有沒有‘九一三’， （毛）主席南巡的講話，都使黨分裂了。毛主席反劉少奇時，分裂了黨；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黨。”（注5） 毛 澤東南巡對林彪和黃吳李邱的指責完全是突然襲擊，與他從廬山會議以來的講話和批示是相左的。邱會作回憶：“1970年毛主席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講話 時說：‘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回北京後政治局開一次學習生活會就行了。’1971年4月1日又講：‘他們幾個人（指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裡就處理完了， 剩下開會的事（即批陳整風會議）請總理去辦。’”（注6）“在4月1日，毛主席接見了去北戴河的人，並做了重要講話，對廬山問題拍板定案了，當時認為是解 決了問題。從4月底到8月下旬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裡，中央太平無事，大家都在做自己分工負責的工作，軍委辦事組主要是抓戰備。……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 吳、李、邱都有所安排，黃為第一副總理，李、邱為副總理，吳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且，在總理給主席的報告中，還專門講了‘請林副主席在國慶日和四屆人大 上講話’。毛主席說的那些話，都不算數了，自己全部推翻了。”（注7） 毛澤東南巡談話事實上將林彪定性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成為“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索。 舒雲著《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 毛澤東是否讓廣州軍區傳達其南巡講話？ 王 海光斷言，說毛澤東讓廣州軍區傳達他的南巡講話，是舒雲“向壁虛構的杜撰”。在這裡王海光顯然忘記了他自己說過的話。王海光說：“廣州軍區負責人劉興元 （廣州軍區政治委員）、丁盛（廣州軍區司令員）從長沙回到廣州後，立即按毛澤東的指示，9月5日召開軍以上幹部會，向大家‘吹風’傳達了毛澤東同他們談話 的主要內容。”（注8）王海光沒有注明材料出處，看來是照抄他的碩士導師于南教授的文章：“劉興元、丁盛從長沙回到廣州後，按毛澤東的指示，於9月5日向 軍以上幹部傳達了毛澤東同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注9）王海光對導師于南教授的話作了一些增刪，增加了“廣州軍區負責人”、“立即”、“召開”、“向大 家‘吹風’”等。白紙黑字，為什麼王海光出爾反爾，要否認毛澤東指示廣州軍區傳達他的南巡講話呢？ 張耀祠回憶：“（毛）主席每到一處談完話都要求不要外傳。”（注10）卜占亞等人也有類似回憶。可是從眾多史料上看，毛澤東卻有兩個例外：一是讓汪東興和華國鋒整理他的講話稿，由華國鋒專門送到北京給周恩來；二是讓廣州軍區“吹吹風”。 邱會作回憶：“主席在各地談的和在武漢談的也差不多，基本還是那些問題。第一，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第六、我的談話你們不許給北京講，也不要傳達，但可以在常委之間吹吹風。”（注11） 注釋： 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第845-846頁。 4，《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686-690頁。 5，《邱會作回憶錄》，第850-851、785頁。 6。《邱會作回憶錄》，第781頁。 7。《邱會作回憶錄》，第850-851、785頁。 8，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九洲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第194頁。 9，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熊華源、安建設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78頁。以下只注頁碼。 10，《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03頁。 11，《邱會作回憶錄》，第785頁。（《新史記》18期） | |||||
毛澤東兩萬大洋原來是軍閥譚延闓給的 《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故事緣起於章含之的一段回憶： 【1963年初，主席讀完英文之後，要我陪他在寒風中散步。主席身體極健，不帶圍巾、帽子；我卻“全副武裝”還覺得冷。散步時，主席突然問我：“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我以為主席在開玩笑，我說父親沒有講過，要是主席欠債，父親是必定不會催債的。主席卻很認真地說：“也許行老忘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於是，毛主席告訴我，1920年，毛主席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親，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是說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對我說：“行老哪裡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毛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50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哈哈大笑說：“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父親和我都未想到，幾天以後，毛主席果真派徐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並說今後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這倒使父親十分不安，他要我轉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他自己也拿不出這筆鉅款。主席聽了我的傳話微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1）】（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章含之回憶錄披露祕辛。 同書第六頁，章含之的表述稍有不同，提到了秋收起義和井岡山。原文是：“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2） 關於毛澤東獲得留學款資助的故事，埃德加·斯諾在《毛澤東自傳》上也有記載：“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途中登了泰山遊了曲阜，“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後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霉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麼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面，我碰到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並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3）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也有完全相同的記述。（4） 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毛於1919年3月14日至4月6日曾逗留上海，參加赴法留學生歡送會。沒有記錄毛得到任何資助。如果斯諾的敘述屬實，則可能是另外一筆捐款，與本文探討的1920年所得的兩萬大洋無關。 兩萬大洋的來源 李銳提到章士釗贈款一事：“據龍伯堅回憶，章士釗同楊昌濟是同鄉至交，兩人同在日本和英國留學。於是毛澤東找到章請求幫助。章也沒有錢，因為這不是幾百、幾千元，而是幾萬元。章打電報給譚延闓，只說要錢，沒說明原因，譚給了三萬元。章悉數給予毛澤東和蔡和森。他們將錢分成1600元一股，分給赴法會員。毛自己拿了一股，作為回湖南活動的經費。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澤東每年春節贈送兩千元，戲稱分期償還這筆款子。”（5） 根據這一回憶，上文所說的“社會各界名流”，實際上只是譚延闓一人，錢數則是三萬。筆者取《年譜》兩萬說，因為一般來說，受款人（毛澤東）記錯的可能性比轉述人（李銳、龍伯堅）應該要小。 對兩萬大洋的來源，徐鑄成在《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一文中有更詳細的敘述： 【1949年4月，我和柳亞子、陳叔通、葉聖陶、鄭振鐸這批剛從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國飯店（當時還未改名）二樓。不久，聽說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來了，有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和他們的秘書，都住在三樓。 有一天，宋雲彬兄來邀我：“我們一起上樓去看看章行嚴好不好？”我說，“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沒有什麼可談的。”於是，他一個人上樓去了。 第二天，他對我說：“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聽到一段極其珍貴的史實。”接著，他就原原本本對我轉述了章的談話。 原來，在此之前，章曾作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莊接見了他們。在談話中間，毛主席突然對章說：“行嚴先生，我們是老相識，你還記得麼？”章聽了一怔，怎麼樣也想不起何時曾見過面。毛主席笑著說：1918年，有兩個青年到上海去拜訪你，你還幫助了他們。你還記得麼？其中一人就是我。”章聽了恍然大悟，連忙說：“記得，記得，有過這麼回事。” 章行嚴對宋雲彬談這一件往事說，1918年時，趙恒惕任湖南督軍，正在提倡聯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對他，劃給我一大筆款子，請我相機“應酬”在滬的同鄉。有一天，有兩個青年，拿著楊懷中先生的信來見我，說這兩位是他的得意門生，想籌集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請予協助。懷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著兩位青年又十分優秀，就在趙的款子中撥了他們一筆錢。事過境遷，我早把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聽說就是蔡和森烈士。”（6）】 此段回憶雖然有明顯硬傷——時間和人名，1920年記成1918年，譚延闓記成趙恒惕，但考慮到回憶人的年齡：章士釗1949年69歲，徐鑄成“文革”後為香港《文匯報》撰寫“舊聞雜憶”專欄時已年過70，且分別回憶的都是30年前的事，記憶失誤在所難免。儘管如此，故事的主線是清晰的：兩萬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軍譚延闓，章士釗是經手人。 譚延闓為什麼要給毛澤東這筆鉅款呢？ 1，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340-341頁。 2，同上，6頁。 3，斯諾《毛澤東自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33-34頁。 4，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8-129頁。 5，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298頁。 6，徐鑄成《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載《舊聞雜憶》，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123-124頁。（《新史記》18期） | |||||
重慶談判蔣確實想把毛抓起來 撰文：杜林 製作：蕭雨 昱杉 抗戰結束後，中華民國經歷了劇烈的動盪。國共之間展開了一場極為慘烈、規模空前的軍事較量。伴隨著軍事上的失利，國民黨政權陷入危機。在共產黨著手組建政府的同時，蔣介石把目光轉向了台灣，並從文化、經濟、人才和文物方面做了全面的準備。 這 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段極為重要的時期，也是史學家長期爭論之所在。國共雙方明知內戰無可避免，為什麽還要投入巨大力量舉行重慶談判？作為一個堅定的民族主 義者，蔣介石為何允許外蒙古脫離中國？一大批手上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又為何得到國民黨的保護？蔣介石為什麽選擇走西方發展之路，而放棄了30年代 風靡一時的軍國主義？蔣經國如何從一個共產黨員轉身走入國民政府的權力核心？蔣介石又怎樣在夾縫中求生存，對列強有打有壓，為戰勝日寇而殫精竭慮？ 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要跟蔣介石日記的研究專家，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一起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郭女士將主要介紹蔣介石日記中1945年抗戰結束以後的部分，同時也跟我們分享她多年的研究成果。 爭取和平的努力化為泡影 【解 說：八年抗戰結束後，中國民眾向往和平、安定，而國民黨和共產黨背後的最大支持者美國和蘇聯也都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於是，1945年8月，國共兩黨領導 人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商討國家前途，史稱“重慶談判”。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簽署協定《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見本文附 錄2），內容包括避免內戰和平建國、推動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以及組建多黨制民主聯合政府等。但不幸的是，隨即爆發的內戰使這一爭取和平的努力化為泡 影。】 節目主持人李肅：對於上個世紀40年代末發生的 那場持續三年、規模巨大的國共之間的生死搏鬥，很多人都深感遺憾。在經歷了八年抗戰的戰亂之後，和平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多麼地來之不易。此時，鞏固安定、休 養生息、發展經濟是民心所向。但為什麽中國的政治家們在那時不是致力和平、發展，而是策劃內戰呢？這種做法背後的依據是什麽？ 郭岱君：其實，中共的很多檔案都已經公開。毛澤東也公開表示，他感謝日本人發動了那場對華戰爭給中共的發展提供了機會。毛在很多公開的內部檔案中都強調要保存實力，到戰爭結束，立刻接收日軍占領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合影。 國共之間有很多人當年都是同事、戰友，彼此非常熟悉，互通消息。國民黨有很多人在共產黨裡面，共產黨也有很多人在國民黨裡面，就像電視劇《潛伏》所描寫的那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對此心知肚明。這也是中國人的悲哀。 本來抗戰勝利以後，是不應再打內戰的。但共產黨有自己的想法，國民黨也有自己的打算：認為抗戰的勝利是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下取得的，而且蔣介石是中國名義上的領袖。雙方相持不下，最後導致了民族悲劇。 李肅：蔣介石日記裡面有沒有反映他對這場內戰的看法，是否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抗戰後期，內戰就已經是難以避免，和平也難以實現？ 郭 岱君：蔣介石認為共產黨是一定要再打仗、奪取土地和政權的。1945年9月，毛澤東去重慶和談的時候，共產黨提出了很多條件。當時，國民黨都準備要談判， 美國人也一直在促成這件事。蔣介石在日記中就說，共產黨提出11項條件是貪得無厭。這些條件中包括要求承認解放區，這就等於要求中央政府承認“國中有國” 了。 李肅：這麼說“一國兩制”那個時候就有了。 郭岱君：蔣在日記中說“絕無可能”。此外，共產黨還要得到華北五省的省主席和其他幾省的省副主席，及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市的市長和副市長等職位，還要北平行轅主任的位置。國民黨認為，你中共要的超過了你的實力。國民黨沒辦法接受。 李肅：如果蔣當年認定內戰躲不掉，那麼，為什麽他還要搞重慶談判呢？ 郭岱君：重慶談判之所以能夠進行，最主要還是美國人的推動，美國希望國共舉行和談。 李肅：那可不可以說，蔣介石在當年重慶談判前是沒有誠意呢？ 郭 岱君：這裡講“誠意”不大妥當。有沒有誠意是要看你有多大實力。如果沒有實力就無法維持和平，就是一廂情願。重慶談判之前，蔣介石是歡迎毛澤東來的。但談 判開始後，他開始對毛澤東不耐煩了。他在日記中用了很多字眼來形容毛，例如，說毛貪得無厭，借抗戰之名義而行破壞抗戰之實，說他擁兵自衛、割據地盤等等。 蔣在整個日記裡面幾乎每天都在盤算到底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是要跟毛好好和談，還是幹脆把他抓起來？ 蔣確實曾想把毛抓起來 李肅：他想抓毛澤東？ 郭岱君：他是想抓毛澤東，因為中共提出條件後，蔣覺得沒辦法談。他在日記中說，承認解放區是絕無可能的。他稱毛是“害國殃民，勾敵搆亂第一人之罪魁禍首”——是罪魁禍首。他這時就想“扣押毛，加以審治”。 但他第二天又想，不能太孟浪，不能太魯莽，想到答應過美國人，會不會因此而失信；他又害怕蘇聯：蘇聯如果發火，對收復新疆和東北等地就會不利。他有很多的顧慮，想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放毛一把。 李肅：當時重慶談判雙方實際上都沒有什麽信心。蔣介石連發了三次的邀請電，他在他日記當中有沒有說到他為什麽要連發三次，既然他沒有信心？ 郭岱君：基本上，蔣對共產黨是不信任的。重慶談判最後得以舉行，一是蘇俄那邊給共產黨壓力，一是美國的努力。美國特別希望促成這個談判。 但是無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各有各的盤算。蔣介石在日記裡很不看好。他覺得，即便雙方最後簽了協定，也不會有用。 李肅：雙方最後簽署了《雙十協定》，就表示這個協定的條款得到了雙方的認可，雙方應該是願意執行這些條款的。蔣在日記裡有沒有具體談到有關內容？ 郭岱君：他認為協定沒有用。國民黨很多人也希望能夠跟共產黨談出一個名堂來。但蔣從頭到尾對共產黨是不信任的，他對毛澤東也不信任。他說毛這個人“陰險叵測，綿裡藏針，不可信任”。 李肅：據說在蔣介石和毛澤東舉行宴會的時候，毛澤東還喊過“蔣委員長萬歲”，這個日記裡面有體現嗎? 郭岱君：這個倒沒有。 李肅：他只是說他對毛澤東個人的看法並不好? 郭岱君：是，他不信任毛。在蔣介石眼裡，毛這個人基本上是不可信的。 李肅：既然國共雙方都認為達成協定也落實不了，那麼，蔣為什麽要達成這個協定呢? 郭 岱君：這是各種壓力的結果。內部有壓力，國民黨裡面有，共產黨裡面也有，還有來自廣大民眾的壓力。外來的壓力來自美國、蘇俄、還有英國等。大家都不希望再 有內戰。但實際上，中共不滿足，要極力擴充。蔣介石也很清楚對方要擴充。從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來看，它的心很大。蔣認為他們貪得無厭，獅子大開口，這是行不 通的。那怎麼辦呢？當然只有打啦。 李肅：實際上，國共雙方都在積極備戰，是這樣的嗎？ 郭岱君：我相信雙方都是這樣的。都在一邊談一邊備戰。 內戰無可避免 【解 說：史料記載，在重慶談判期間，由於彼此存在根本的不信任，國共雙方不僅都在積極備戰，而且摩擦不斷。《雙十協定》簽訂後，國共兩軍在各地的衝突不斷升 級，最後發展到全面內戰。1946年11月，國共關係全面破裂。第二年10月10日，共產黨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李肅：大陸的說法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方面撕毀協定，發動內戰。看來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共產黨其實也做好了開戰的準備。對嗎？ 郭 岱君：這個問題我也跟很多學者談論過，很多人認為，就算國共之間能夠達成某種合作協定，或者說是按照某種模式暫時把戰爭壓下來，不再打了，最後這兩個黨還 是要分道揚鑣的。因為彼此的願望和欲望，對國家的管理方式都不一樣。再說，國共兩黨基本的政治理念相差太遠，很難組成一個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不管怎麼說，需要有一個基本共識，不能光是在政策上的對立。而國共兩黨不是這樣，他們在各個方面來講都是南轅北轍，很難在一個政府裡面共存。就算勉強達成和平，和平也是非常短暫的。 當 然很可惜，在1945年到1949年那個階段，全世界都不知道什麽樣的政治制度最是適合自己。國民黨要三民主義，共產黨要實現共產主義，還有的國家要軍國 主義（注1）、無政府主義（注2）等。現在大家都比較清楚了，知道什麽樣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才比較適合自己。（《新史記》15期） | |||||
中國已錯過了批毛最佳時機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高文謙：你談到毛本來決定三個五年計劃後實行社會主義，那麼為什麼他改了主意，要提前？ 張 博樹：為什麼他要提前？我看了些文獻，我的感覺毛當時之所以要加快速度，重要的考慮之一，是擔心他的政權變質，擔心共產黨自己腐敗。我舉個例子，1950 年到51年，當時有一個爭論，就是關於山西合作社的事。簡單地說，土改之後，有些黨員開始致富，甚至開始雇工了，基層就把這個問題反映上來，說黨員雇工和 我們幹革命的目標相違背，怎麼辦？底下不知道該怎麼認識、怎麼處理，就把這個問題反映到中央。 劉少奇的意見是，沒什麼可害怕的，中國經濟上還很落後，我們還會繼續搞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沒有兩極分化，所以出現貧富分化、出現個別黨員雇工沒什麼了不起…… 王軍濤：你的意思是說，按照共產黨原來的邏輯，應該就搞新民主主義，但是毛是出於理想主義，否定了這些…… 張博樹：按照馬克思主義那一套，中共下一步就是要走上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黨的二大就很清楚，黨的目標也是很清楚的，新民主主義在共產黨的藍圖中只是一個階段。 關於毛澤東，還會長久地繼續爭論下去。 毛爲何要提前消滅私有制 高文謙：毛澤東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張 博樹：原因就是共產黨進城以後，又是在發展新民主主義，又是私營經濟被鼓勵、被保護的，允許剝削，那麼原來的八路軍、解放軍許多“土包子”，誰也沒有做好 這麼快就革命成功的思想準備，他們進了城，當了官，自然會出現資本家對剛進城的共產黨幹部點頭哈腰、收買腐蝕的問題。這是城市；農村呢，就是剛才我說的黨 員雇工問題。這些問題，別人可能覺得這無所謂，不奇怪，但對毛來講，在這個問題上他卻比較敏感。 高文謙：你是說，他是出於理想主義，因此不能容忍這種現象？ 張博樹：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高文謙：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張博樹：剛才說的現象，是在1950年、51年。到了53年，毛就要求加快這個進程，到了55年、56年這個速度就更快了。這個更快，不完全是毛自己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的反向互動的問題，這事更複雜，挺有意思，不過今天不可能展開說。 從 根兒上，我們來理解毛當年那套想法背後的因素，什麼東西構成他的動機？他為什麼要這樣想問題？我覺得有幾層因素，一個是他所理解的馬克思所謂“消滅私有 制”、建立共產主義的那套原教旨理論——儘管我們現在來看，毛對此其實是一知半解的；第二層是毛的傳統中國式的“大同”理想，他讓中央委員們讀三國《張魯 傳》，欣賞張魯的“置義舍”，自己也被其中的爛漫成分所陶醉；第三層是毛的戰爭年代的經歷，讓他堅信“精神力量”是無窮的，禁欲主義有助於保持革命青春， 金錢則最容易使人墮落。所有他一向對“物質刺激”之類嗤之以鼻，“批判修正主義”就是在批判“金錢掛帥”。 以上幾條都是毛的“理想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元素。在實踐層面，我說的“理想主義”這個詞，則是指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軍濤所說的“軍事動員體制”和我說的“烏托邦改造工程”，這兩個詞有重疊的地方。 王軍濤：不，不一樣。烏托邦是不能實現的，但烏托邦倒是著眼於安居樂業的體制；而軍事動員體制行之有效，但是它永遠是在那裡折騰、折騰、折騰。 張博樹：毛澤東就是在折騰、折騰、折騰，但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恰恰相反，在他的理解邏輯中，他所做的一切是極有意義的，他是企圖達到他認為很好的一個目標。 1959年“大躍進”遇到挫折以後，毛曾經專門組織一個班子去閱讀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而且他不讀資本主義部分，就讀社會主義部分。鄧力群當時做了很多筆記，那個玩意兒現在在“烏有之鄉”網站都有賣的，毛在考慮“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到底怎麼看。 中國錯過了批毛最佳時機 馮勝平：我打斷一下博樹，你的“九大思潮”一講一個小時肯定完不了。 高文謙：最好就講要點。 馮勝平：博樹講不完的，他還沒講到“九大思潮”的第一大思潮呢！（眾笑） 張博樹：既然如此，我就此打住。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那兩篇文章，網上都有了，一篇是《權力語境內認知邏輯與利益邏輯的雙重嬗變：也談改革開放30年》，另一篇是《“共和”60年：對幾個問題的梳理》，那裡有對我剛才所說觀點更詳細的展開。 馮勝平：其實我和博樹的基本觀點相近，我也認為毛有理想主義的一面。但觀念之爭是爭不清楚的，說毛理想主義吧，但大家對理想主義的概念都不一樣；我們還是談今天中國的現實吧。 中 國現在很多人崇毛，甚至可能是大多數人都是崇毛的。（有人插言：不會大多數。）不會大多數嗎？可能我是錯的，按照我的一個朋友黃紀蘇的說法，如果是80年 代就批毛，把毛遷出紀念堂，不管是老幹部到老百姓，不會遇到阻力，那時候是做得到的。30年下來，你做不到了！你再想去動一下毛的紀念堂、再去動一下毛的 牌位試試？不是習近平要跟你過不去，全國不知有多少人要跟你過不去！（與會者紛紛插言表示不同意這一說法。） 你 們聽我講。現在國內崇毛的是崇得五迷三道，恨毛的是恨得咬牙切齒，各有各的理由。我可以想像，隨著將來中國分化加劇，對毛的兩極評價肯定也是越來越偏激。 比如說崇拜毛的，有人崇拜他的不擇手段——我那天碰到一個企業家，他就佩服毛“手段厲害”；有人崇拜他的成功——這在中國人中最典型的，“成者為王，敗者 為寇”麼；有的人崇拜他的文采，說文章寫得好，高文謙講他有語言天分，胡適更講過，共產黨裡面白話文寫得好的，首推毛澤東；也有人崇拜他的膽略：幾百人敢 上井岡山，折騰出這麼一個大局面……反正各種崇拜他的都有。 毛澤東生前造成了千百萬甚至億萬生靈塗炭，這個大家都承認；而毛澤東死後，從現在再往前走，還不知道要帶走多少冤魂！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毛澤東紀念堂，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將來國內的人，擁毛的、反毛的，不知要發生多麽慘烈的衝突！ 老大一死，老二當家 高 文謙：我再回到剛才張博樹這個話題：1953年定的是利用三個五年計劃多一點的時間，實行過渡時期總路線，要15年到18年——至少是15年，為什麼才過 了兩三年，到了1955年、56年，毛澤東就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催促要趕快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爲什麽有這樣的轉折點？不排除毛有一種天然的對窮苦 人的一種同情，但嬗變的主要契機是什麽？ 是1953年3月斯大林之死。 考 察毛澤東的思想轉變，不能光探究毛本人，還要把國內、國際各種因素、各種動態都考慮到。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毛有一個突變，原因就是斯大林之死。在國際共運 中，斯大林在，他當然是老大，蘇共是老大；中共是老二，毛澤東是老二，老大一死，老二當家！蘇聯當時其他那些領導人，論資格、威望，跟毛澤東這個老二是沒 法比的。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家長斯大林一死，按照毛後來的講法，“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覺得解讀毛澤東之所以對社會主義改造提速，與其歸結到毛的理 想主義，不如用他想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來解釋——他想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獨闢蹊徑，超過蘇聯。 對 這個問題，我想起一個可作對比的事例。1975年，毛已經是風燭殘年，周那時也住在醫院裡面，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到北京來朝貢。我看到當時會談記錄——毛的 記錄沒看著，估計他當時根本講不了什麼話了；看到周與他的談話記錄，那時到周去世還差幾個月，周也根本就動不了了。他跟波爾布特講了什麼呢？他告誡說： “社會主義道路是漫長的”——周作為幹了一輩子革命的過來人，他在年輕時如你們所說，也有理想主義這一面；走過一生之後，他對波爾布特講了這個體會。波爾 布特對毛和周怎麽說呢，他拍胸脯：“取消家庭”。 我覺 得，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初的想法，與1975年波爾布特在柬共建國之初有一比——不能說完全一樣，但毛的雄心，說句實在話，是比天高的。所以他1953年 剛定完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三個五年計劃多點時間完成這個過程，但遇到斯大林一死，到1955年，他就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要趕快改造。1957年他 到莫斯科去，就跟赫魯曉夫講“超英趕美”：你蘇聯趕美，我們中國超英。毛看到了他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走了一條與俄國“城市中心”暴動不同的路，走出了農 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認為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創造。但是想當國際共運的老大，光有打天下的獨特道路還不行，還得在建設社會主義上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 模式的道路。毛太想幹好事…… 康正果：與其說他“太想幹好事”，不如說是太想逞能。 高文謙：太想幹好事的背後，有他個人動機在裡面。我相信同樣是共產黨，若要讓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這些人來掌舵，恐怕未必走出同樣的路來。 康 正果：我甚至覺得沒必要用“理想主義”來定義，連“烏托邦”都不要用，西方還有另外一種觀念，叫“反烏托邦”——烏托邦是經過精密設計的理想國度或社會， 而“反烏托邦”，是全面控制人的社會。有好多這樣的小說，像《1984》就是反烏托邦的，毛搞的就完全是反烏托邦的，連烏托邦都夠不上。（《新史記》17期） | |||||
毛真正影響歷史的是挑戰人性的烏托邦狂想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高伐林：每個人都發了言，現在還剩下點時間。先請張博樹先生將你剛才沒有來得及講完的話接著講一講，然後大家自由討論。 毛確實是黨國的象徵 張博樹： 聽了各位的高見。說老實話，對我的看法之意見都在我的預料中，沒有什麼意外的地方。我寫《五四到六四》，這本書我已經琢磨了24年，“六四”發生了多少 年，我就琢磨了多少年，馬上就25年了。這部書從2002年開始寫，第一卷是2006年寫完的，所有涉及到的方法論、理論層面的東西——和剛才各位的批評 有關——我的書裡都談到了。 簡單地說，首先要區分兩 點：一點是共產黨的制度，一點是毛澤東作為個人。這兩點之間有聯繫，但不完全是一回事。當然，共產黨要把這兩個東西扯在一起。30多年前的十一屆六中全會 曾經想分開這二者，因為當時鄧面臨的是怎麼走出“文革”，所以必須對毛有個決議，他的辦法就是所謂“晚年錯誤論”：毛晚年有錯誤，但黨還是偉大的，最終糾 正了毛的錯誤。但鄧堅持毛仍然是黨國的締造者，這一來又把毛和黨國扯在一起了。 從 鄧來講，這個邏輯很好解釋，毛是這個制度的象徵啊！否定了毛就否定了1949年所代表的一切。在這個意義上，說毛和這個制度是一回事，是說得通的。而且事 實上，到現在為止，無論是習近平捧毛，還是自由派批毛，其實都是在這個邏輯上。習近平現在講，前後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他的思路很清楚：毛是這個制度 的開創者，是整個紅二代的“教父”，你否了毛，就是把整個紅色江山給否了。所以繼續接過毛這面大旗，實際上就是說：我的江山不能變。這是他的邏輯。至於說 到對毛個人怎麼看，我看他們未必說得出什麼很成熟、很系統的看法。他們只是有些年輕時代的經歷而已，毛那時候搞的那套玩意兒，習近平現在能講清楚？他講不 清楚的，鄧也講不清楚。比如說，毛為什麼要批“資產階級法權”？為什麼1975年要搞“33條語錄”？為什麼“三大改造”的時候不聽劉少奇的，非要往前 走？這背後有很多很複雜的因素，有歷史表象背後的邏輯。 鄧 1981年搞那個決議，完全不談這些東西，或者說他故意回避這些東西。他有他的道理，因為對他來講，他要重新恢復共產黨的合法性，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認“文 革”搞得一塌糊塗，鄧必須從這裡走出來，這時候他需要這個決議，說毛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打了一大批黨內老幹部，都錯了，但鄧把毛發動“文革”動機中另外一 個很重要的方面，也就是為什麼要“繼續革命”的一面，完全不提。關於改革，他解釋得也很簡單：毛搞了“貧窮的社會主義”，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現在改革開 放就是讓中國人富起來。這話當然老百姓愛聽，但把毛的邏輯完全簡單化甚至歪曲化了。 毛 不是不想發展經濟，但毛不贊成用“物質刺激”的辦法去實現強國目標。毛的宏大抱負是要建一個通過“抓革命”去“促生產”、人人都能“鬥私批修”的道德盛 世、人間天堂。用馮勝平的話來說，毛是在挑戰人性。挑戰了十年，結果把正常的人性全部給壓抑了。這是毛沒有想到的，也是毛失敗的根本原因。 鄧 小平不是幻想家，也不想挑戰什麼人性，他只知道這條路走不通，所以才回到60年代初劉少奇的辦法，或者回到50年代初新民主主義的辦法，鼓勵人們發財致 富。應該說，這是鄧很現實的、很聰明的、但是又遮蔽了很多問題的處理辦法。習也未必仔細想過這一切，或者說，這些東西對他並無意義。紅二代領導人今天需要 的，是紅色江山的傳統合法性。對此習很清楚，他要搞他的“崛起”、他的“中興”、他的“紅色帝國”，他的志向似乎遠遠超出前邊的胡錦濤、江澤民，甚至連 鄧，他都不一定放在眼裡！所以習也要高舉毛的旗幟，而高舉毛的旗幟的意思，我說了，是從制度意義上去高舉的，因為毛是1949年中共建政的象徵。這是從黨 國的邏輯來講的。 習近平到西柏坡朝聖時與民衆握手。 那 麼從自由派的邏輯來講呢？其實是同樣的：為什麼批毛？不也是把毛當作黨國的象徵，獨裁體制的象徵麼！你不批毛，不把毛徹底扳倒，共產黨1949年的革命怎 麼解釋？這就是剛才何頻的邏輯：從政治上講邏輯要清晰、要簡單嘛，那最簡單的就是這個！1949年共產黨革命是錯誤的，毛就是這個革命的代表者；我要推翻 這套說法，要否定這個制度，那我就要徹底批判毛！你這個邏輯在政治學上看，也不錯。但是，你沒有理解我。我過去寫的東西裡，是把兩個東西區分開：一個是 說，20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從歷史哲學的高度看，從中國現代化本來應該達到的目標來看，其實是對中國現代化應該走的歷史道路的 背離和扭曲。也就是說，1949年革命及其結果，從歷史哲學意義上是需要否定的。我這個觀點不是現在才講，十年前我就這麼講。毛當然是中國革命的一分子， 是黨國最重要的創建者。我們既然否定了1949年的革命，也就否定了毛一代人（包括毛在內）在創建黨國體制這件事上的歷史合理性。就這點而言，我跟大家的 觀點沒有任何區別。這是一層。 毛澤東擔心政權變質 但 還有另外一層：並非僅僅現實政治意義上的（儘管和現實政治有關係），我們真的要回過頭來總結過去一百年的歷史，要把它當作一個哲學的、歷史的、並且是對未 來產生影響的這麼一種課題來看的話，那麼如何更準確、更客觀、更深入地解答20世紀中國發生的各種事情，包括1949年共產黨革命的成功，也包括毛的“繼 續革命”，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全稱肯定或全稱否定能夠了事的了。不能簡單地說，因為我們今天要扳倒中共、因為我們今天要否定這個制度、因為我們要實現民 主……所以我們就用一個簡單邏輯，沒有什麼可說的，就是要全盤否定！用不著給他們找什麼“正面”東西！——在我看來，這是兩個不同的邏輯。一個是政治的， 一個是學理的。政治著眼於現實需要，學理著眼於長遠未來。比如5000年、1萬年以後，我們的後代研究20世紀那段歷史，共產黨當然有一套說法，它的批評 者對它又是一套什麼說法？這套說法是否經得住歷史檢驗？後人又有一套什麼說法評價我們？如果我們站在這麼一個高度來看問題的話，更加超脫地研究歷史、還原 歷史發展過程背後的複雜因素就顯得尤其重要。 現在再來 看毛這個人。歷史本身是充滿張力的，毛作為個人其實很複雜。剛才陳小平說，給毛找不出什麼正經東西來，毛有什麼正經東西啊？小平舉了法制方面的例子。你這 個例子說的是對的，在這個領域，毛確實是個法盲；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你可能沒注意到，毛真正影響歷史的，是他的烏托邦幻想狂，是他的“挑戰人性”之舉。這 個“挑戰人性”包括毛不能容忍共產黨進城以後蛻化變質，他要讓這個黨“永保青春”。比如，在共產黨建政以後，本來毛打算用三個五年計劃甚至更長時間搞新民 主主義的，為什麼他改了主意？…… 康正果：你的解讀是什麼？你已經和我們一樣，把1949年以前這一段革命否定了，你要肯定的是什麼？毛的理想主義在1949年以後呢，還是在以前呢？還是從頭到尾呢？ 張 博樹：你這個提問題的方式，說明你還沒有弄懂我所說的問題。我對1949年的革命，在歷史哲學意義上是否定的，就是說它違背了中國本來的現代化的大方向： 從晚清一直到辛亥革命、到民國，本來都是這個方向。但是按照毛澤東、共產黨自己理解問題的方式——他們信馬克思那套理論，雖然我們今天知道，馬克思那套東 西，不過是西方19世紀幾個激進青年搞的一套共產主義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在歐洲有它的傳統，四、五百年前《烏托邦》、《太陽城》那些書中就有各種設計，馬 克思不過是把它“從空想發展到了科學”——共產黨曾經是信仰這套學說的，他們認為他們搞的那套玩意兒是在實現馬克思的學說，也就是，是在否定資本主義，走 向社會主義，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不僅僅是毛澤東，列寧也是這麼認為的。當然這個問題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康正果：你還是沒有談到毛的理想主義。（《新史記》17期） | |||||
毛對中國法治一無建樹、百般摧毀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陳小平（明鏡執行總編輯）： 大家對毛澤東的分歧很大，我覺得原因在於，英文叫confirmation bias（有偏見），我們在座的人，所有人，都有偏見。問題只在於我們用什麼樣的“偏見”來看待毛。 我怎麼評價老毛？我的“偏見”是什麼？剛才何頻談到法律和政治的角度。今天的中國，許多人有一個共識，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法治，沒有憲政，那麼我就圍繞這兩個問題來談：老毛在這個方面，給我們的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 第一個，我認為，老毛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叫“法律虛無主義者”，實際上叫“法治虛無主義者”，這一點毫無疑問。 高光俊：他的名言是“無法無天”。 這些年來披露的毛的一些講話說明，老毛是蔑視所有法律制度的人。比如說他有個最著名的講話：我們不搞憲法這種東西，我們就用文件這個方式。當然中共編的毛澤東文集裡面，從來沒有把他的這個講話收進去。我可以再舉出一些事例來說明，爲何說毛澤東是一個法治虛無主義者： 第一，1954年憲法到1975年之間，中國的憲法實施是空白。 第二，1954年到1975年之間，中國的立法數量少得可憐。 第三，1954到1975年之間，中國憲法上有名有姓的國家機構，被老毛一步步徹底毀滅。 第四，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統統成為了公安局。 第五，毛澤東殺人無數，毀財無法統計。 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界定了政府這三個目的，我們來看老毛在這三個方面做了什麼事？ 自由——殺人無數，有什麼自由啊？所有的幹部、老百姓都沒自由，除了老毛自己有“自由”，沒有人有自由。 高光俊：連國家主席也可以迫害至死，然後燒掉就拉倒！ 陳小平：財產——他要滅除一切財產，消滅一切私有制。官方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不用說國民經濟，在自己家種一棵草看看，種一棵蔥看看，都是不被允許的，都是要挨鬥的！ 生命，沒有保障；自由，沒有保障；財産，沒有保障——你還追求什麼鳥幸福啊？ 人們建立一個法治政府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公民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老毛在這些意義上，統統都給顛覆了。剛才老高講，老毛的一套是以人類文明為革 命對象，要摧毀人類文明，再去建立自己的“新天堂”；博樹說老毛追求一種理想主義的東西，如果在這個意義上，我不知道老毛要追求什麼理想？從法治意義上 看，老毛對中國的制度建設沒有任何貢獻，他的影響不僅是零，可能還是負數。 陳小平 我們今天沒法對他這方面的遺產做任何挖掘，能挖掘什麼呢？何頻讓我談老毛，根據我的知識背景和我的“偏見”，我就去想老毛對中國的法治、對中國制度有什麼 建設，但我想去想來，他沒什麼東西啊，所以我覺得他不值得我關心。多年前，我確實想瞭解一下毛鄧這些人對中國法制建設有什麽建樹，産生過什麽影響。做一個 檢索，你會看到很多人在寫“毛澤東的法治思想”、“鄧小平的法治思想”——真的，很多人寫！當然，也有人會寫“習近平的法治思想”的，這些人不是腦子進水 了，就是要去領課題費。 共產黨一上台就表示出反法治的姿態，國民黨的“六法全書”他全都廢除、都滅掉，那是從清末以來中國人民學習人類文明的成果啊。現在有人譏諷說，人家吃飯， 我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不吃飯，改吃屎——實際上“吃屎”是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就從滅掉“六法全書”的時候就開始了！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共產黨和那個 時候的共產黨沒有區別，都蔑視法治！ 毛澤東和後來領導人搞“法治”的區別是什麼呢？毛澤東是徹頭徹尾的法治虛無主義，而毛之後，鄧小平到習近平這些人，他們是“法律工具論”者。 高光俊：堂堂8億人的國家，長達20年沒有一部刑法。 陳小平：這是老毛不讓弄！實際上專家已經在起草。鄧小平和彭真那些人從毛滅他們、剝奪他們人身自由、剝奪他們的財產和幸福的親歷中，感受到還是需要“法制”——不是“治理”的“治”，而是“制度”的“制”。 高光俊：我再插一句：鄧要法制，只是相對而言。在鄧小平年代“嚴打”的時候，從抓人到審判、到槍斃，整個這個過程中你知道需多長時間嗎？十天！“從重從快”。而一個清朝的皇帝要槍斃一個人，他要三審定案，還要秋後斬決，他是為了不要輕易殺一個人。 陳小平：從這個意義上，我說，鄧的這個法制是工具論的法制，習的“法治中國”——不是那個制度的制，同樣也是工具論者，他們沒有任何變化！ 所以回過頭來說，我真的是想去挖掘老毛的東西，然而在這方面，真的挖掘不出什麼遺産出來。我就簡單說這麼幾句。（《新史記》17期） | |||||
中國站起來並非毛澤東的功勞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高光俊（紐約律師）： 我覺得評價毛澤東，要從兩個角度去思考。第一個角度，評價毛澤東，不能離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大的格局，從毛澤東出道到最後他死亡，整個一生是離不開國 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共運不僅僅給他提供一些理論思想上的、適合他這樣一個人的浪漫幻想的思想啓發和引導，而且實際上在他成為一個政治家、一個軍事家的 過程中，給他幫了很大的實實在在的忙——思想上、情報上、組織上等各個方面。從這個角度上講，我想毛澤東本人一直也自認為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然越到他 晚年的時候，他持有的對共產主義的幻想、向往的程度越來越減弱了，然而還得承認，國際共產主義對毛澤東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我們僅僅從這個角度去判斷毛澤東的話，恐怕不全面。我們還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毛澤東，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本人的影響。 高光俊 從他上井岡山開始，我們就能感覺到他心中受到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以及他對中國傳統的借鑑模仿。他從來就沒有像那些留蘇學生一樣，只聲稱為共產主義奮鬥； 他更多想的是，從占山為王開始，通過朝代更替，開闢萬年江山，他自己想像他是一個新的開國皇帝。他讀最多的，不是共產主義那些經典，而是中國古代那些書 籍，剛才有人說過，《資治通鑑》他讀了17遍！他一生中最欣賞的還是中國古代文化，不僅僅在他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充分吸取和運用了中國傳統中的那些策略； 在他掌握了政權以後，他所有從事的政治鬥爭裡，他也精通傳統文化中那些策略。 我們從這兩個角度再去思考如何評價毛澤東。到今天歷史已經證明了，儘管上個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非常浪漫的思潮，但到了21世紀後，我們基本上可以 確定，這個發源於西方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只是西方文明的一個偏支，是猶太書生創造出來的一種學說。可惜在“五四”運動之後，被中國一些文化人奉為中國的 發展道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中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國家政權，所以，現在在中國大陸，仍然有些人崇拜毛澤東，認為毛澤東代表的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成 功，可以跟斯大林的共產主義正統相媲美。張博樹剛才講到，有這麼些左派，甚至一些老百姓，還在崇拜毛澤東。這是一種評價。 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從中國歷史這個角度看，中國人為什麼還有一些對毛澤東有正面評價呢？他們是把他放在一個開國君主、一個皇朝開創者的位置上去思考 問題，認為他統一了中國啦，他讓中國人站起來啦，讓中國人能揚眉吐氣啦，可以跟世界各大國去較量啦等等，還說他解放了中國人下層民眾，讓大家有力量跟各種 人鬥啊等等。在中國國內有一些擁戴他的人，是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問題。 從這兩個角度來考慮，我絕對沒法贊成說對他“一分為二”或者什麼“功過三七開”等等觀念。為什麼？毛澤東在建政以後，奪取政權以後這一段期間，造成中國社 會死亡的人數來說，幾乎與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相當。二戰死了好幾千萬人，除了交戰死亡，還有平民死亡的；一戰少多了，大概五六百萬人。但是毛澤東，光在 大饑荒中餓死的，就有多少人？從歷次政治運動中，鎮反到最後“文革”屠殺這整個過程中，他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 對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勒，我們會認為對他要功過分開嗎？會有“三七開”這個說法啊？難道他振興了德國的經濟，我們就要對他“一分為二”？全世界有沒 有人來這樣評價希特勒？可為什麼在中國卻有人這樣評價毛澤東呢？毛澤東有功，功是什麼？整個康熙王朝幾十年，殺了多少人？共產黨建政、毛澤東執政時期害死 了多少人？這樣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大屠殺的人，怎麼會有人對他提出“功過”兩面的分析方法呢？ 站在在中國文化的角度上講，我們先不說他為奪取政權用了多少卑鄙手段，包括馮勝平剛才說的難以置信的歷史事實——毛澤東要求蘇聯給武器，用“15萬精兵” 襲擊國民黨後方。真正的抗戰主力還是國民黨軍隊，而他卻策劃這樣的陰謀。他用什麼樣的手段奪取了政權我們先不說，就說他建立的國家，還比不上中國歷史上許 多皇朝，他也比不上許多維護民族利益的人。首先，他並沒有完全統一中國，台灣、香港都不在他的管轄範圍；還有外蒙分出去——共產黨帝國的很多領土，就那麼 給俄國了，外蒙也獨立了。毛澤東給我帶來了什麼樣的民族自豪？ 高文謙：我給你補充幾個事實。第一、中國進入聯合國，成為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在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時代，而非毛澤東時代；第二，當毛澤東在天安 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實際上跟蘇聯有秘密交易，在新疆、在旅大，同意了給蘇聯以特權。所以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站起來”。 康正果：蔣介石“站起來”的時候，中國已經是“四強”之一了。 高光俊：要談“站起來”，毛澤東還比不上國民黨、蔣介石給中國人帶來的“站起來”。所有的租界，都是在中共建政之前還給中國的；二戰中開羅會議三大國家商定對日作戰，中國是其中之一。 高文謙：剛才你說的外蒙，雖然是在蔣介石手裡被迫同意蘇聯的逼迫，讓其獨立，但中共的基本態度就是支持的，毛的基本邏輯是讓外蒙成為社會主義國家…… 眾人：他在蘇區的時候就發表宣言支持外蒙獨立；他認為西藏、新疆都應該獨立建國；他要建的就是蘇維埃國家，政府名字就叫“蘇維埃”，而毛澤東擔任的，就是蘇維埃政府主席；認為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部分，也就意味著認可中共是俄國的一部分…… 高光俊：對毛澤東的評價，我不想說他是“暴君”之類，但無論是從災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講，還是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我覺得都應該徹底地、完全地否定他——不需要等一百年、兩百年後，等到未來再來所謂“公正地”評價他。 最後說一句：我們評價毛澤東，目的是探索怎麼面對中國當今社會。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意義所在，不僅僅怎麼看待一個死去的人，而是從中吸取教訓，推動將來中國的發展和變革。這一點要請大家思考。 王軍濤：習近平現在認同毛澤東，是因為他覺得除了重舉毛澤東的旗幟，沒法解決手底下的一堆問題，我們應該正視和回答這個問題。（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 |||||
鄧小平改革是毛澤東“文革”的繼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何頻（明鏡集團CEO，政治評論家）： 我本來對毛澤東沒有什麽話可說，但我聽了剛才幾位的發言，不得不講幾句話。 我對從文學和歷史學的角度描述毛澤東、評價毛澤東，沒有多大興趣，因為我覺得，文學可以對一個人的複雜性格做多側面的描述：一個流氓也可能有很善良的一 面，一個強姦婦女的人也可能曾經有過真正的愛情；我對站在歷史學立場的探究也沒有興趣，很多歷史的細節你可以無休無止地糾纏下去，可以成為一門學問——研 究毛澤東有沒有鬍子，你就可以寫成一篇博士論文！ 我覺得有兩個東西，對我們更有現實價值。一個是法律意義上的毛澤東；一個是政治意義上的毛澤東。政治意義上的毛澤東和法律意義上的毛澤東，都需要一個最重要的標杆，就是準確、精確。 何頻 我以前在中國大陸，在跟法律有關的單位工作過，最近這麽多年在海外，朋友中律師比較多，自己也受到法律熏陶，看的東西也有很多和法律相關。我覺得，西方司 法給我一個最簡單的啓示就是，案件可能是複雜的，但討論到具體案情，要非常非常簡單、直接——只有很簡單，才會很精確。而我們中國人比較喜歡用模糊語言， 尤其是似乎“理性”的語言，卻把很多東西變得完全沒有人性，喪失感性，比如說“一分為二”呀，比如說“客觀全面”、“實事求是”呀。剛才有人講，毛澤東有 獨裁的一方面，也有理想的一方面，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毛澤東呀，甚至還說到流氓的競爭機制呀，把很多東西就攪糊塗了，攪糊塗以後你就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去評 價毛了。 任何一個獨裁者，任何一個罪大惡極的流氓，都可以找到理由為他辯解，回答得可以很模糊，說他“殺了人但曾經做了好事”。對於法律來講，其實你只要回答我， 幾點幾分到了殺人現場？是不是殺了那個人？政治評價也是一樣的，毛澤東作為一個中共的領袖，對整個國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壞，非正常死亡了那麼多人，還要 用什麼“理性”去評價他有做得正確的一方面？ 如果你從文學的角度和歷史的角度這麽說，當然沒問題；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講，和法律的角度是一樣的，一個人殺了人，就是殺了人；一個人是獨裁者，就是獨裁者，而不能說這個獨裁者做過什麼好事，對吧？這個是最關鍵的，最簡單的，也是最準確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正是因為這種“一分為二”，什麼“幾分成績幾分錯誤”的評價毛澤東，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後的又一場“革命”，另外一場毛澤東惡果的繼續發揚 ——這就是“改革”。鄧小平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只有不否定毛澤東，才使改革具有合法性：前一個階段是犯了“錯誤”，而不 是犯了“罪”，後一個階段才不是懲治犯罪，而是“糾正錯誤”，“繼續前進”。 所以，才造成了從毛澤東開始執政以來，在中國造成了兩重浩劫，第一場浩劫就是“文革”，第二場浩劫就是“改革”。改革的實際後果，我們現在越來越很清楚地 看到了：正是因為拒絕徹底地否定毛澤東所造成的。對人們價值觀念所造成的破壞，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對整個社會結構的破壞，對民族人文傳統的破壞，從更 長時間看，遠遠超過“文化大革命”，實際恰恰是對毛澤東的繼續，而不是對毛澤東的一種結束。如果當年鄧小平不是說對毛澤東“一分為二”、“幾分幾分”的評 價，當時就徹底地否定了毛澤東，那中國根本就沒有“改革”這一說，政治可能更早進入了文明。模糊的語言，比那種完全讚揚毛澤東還要可怕，因為它貌似公正、 貌似理性，卻會給人似是而非的引導。 第三點，毛澤東在未來的歷史地位問題。我很尊重的一位政治學者曾經對我講：現在評價毛澤東之所以不理性，是因為人們還有很沉重的感情包袱，有的人是否定毛 澤東，有的人認為要客觀地看待毛澤東，有的人甚至認為毛澤東那一套是對的，不管持有哪種看法，都是太多深受毛澤東的直接影響，才使得對毛評價不客觀。他說 如果過了一百年，對毛澤東的評價就會客觀和平靜一些、會理性一些。這番話給我影響很深。但是我經過自己的反覆思考以後，我否定了這種看法。 我認為將毛澤東放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他未來將不會有真正很重要的地位。原因非常簡單：毛澤東做的這一套，並不是他獨立地、原創性地發明的。他只是將別人的 一套東西，在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暴露弊病、出現危機的階段，前人所進行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實驗接過來，他領導的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已，而毛澤東只是 在中國做了延續和發展。 我最近跑了一些東歐國家，例如到阿爾巴尼亞，到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感到與過去我在中國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見毛所做的，並非 獨一無二。毛澤東所做的那些東西，被毛粉所讚揚的某些東西，其實所有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差不多，都是用所謂“自己特色的（中國的，阿爾巴尼亞的，羅馬尼亞 的，南斯拉夫……等等）社會主義”的名目。他們也跟蘇聯有時好，有時不好，好的時候，自命為我們是“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不好的時候，就說 我們在“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實驗”，毛澤東其實跟他們是一路貨色，他哪有多少自己對人類文明的獨創性貢獻？ 歷史的長河按照今天這樣急速地發展下去，我們身處一個全球共享文明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固有的、僵化的局限性於一國的文化、政治遺產，對新一代的 影響力較低，而且，會越來越低。只有能讓人類文明共享的東西，共同存在的價值，才會真正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乃至下下代。在下一代人中間，毛澤東也好，鄧小 平也好，沒那麼重要。他們看的是手機，接受的是微信，他們今天的價值觀還有不同甚至對立，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非洲，還是在美洲，那只是因為一些國家的當權 者堅持維護自己統治的一套制度，拒絕全球化大潮。我相信，在20年、50年以後，100年以後，這種頑抗被克服，全球是一體的。 如果中國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甚至堅持毛路線成功了，那就是人類文明另一次大失敗、大挫折。 按我的想像，中國未來無非是兩種情況出現： 第一種情況，就是說中國在未來某一天、某一個時刻、某一個事件，歷史突然逆轉，產生了新的變化，中國走向了文明的起跑線；第二種情況，中共按照目前的路 子，確實會變得比較強大，而西方在某些方面有些衰退。但是當中國軍事崛起、專制崛起，成為文明社會的共同敵人的時候，滅頂之災的時刻也就到了。從這個意義 上來講，從整體上看，我是很樂觀的。 毛澤東對我們這一代人命運和思想的影響太深刻了；但是放到歷史的長河來看，真的不算什麼：他既沒有秦始皇的本事，也沒有希特勒的本事，跟前共黨國家相比， 中共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實驗走得更遠一點而已——中國人的悲劇就在於，有了一個毛澤東，還有了一個鄧小平。（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 |||||
什麽人在說罪人毛澤東好？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我在中國是最早公開評毛的一個。1980年底北大競選的時候，我就貼了評毛的大字報。那時候我就說，毛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 偉大的中國革命家”——我要特意強調“偉大”這個詞，不是從正面和負面來褒貶，只是說他改變了中國。毛的重要性就在於此，中國繼續前進繞不開他；而且，前 進還是倒退，對他的評價是衡量指標之一。 我們現在評毛，就從兩點上來評：一是他的人格和個性；二是他的歷史功罪。 就人格個性而言，我不認為毛是“理想主義者”。毛不甘於現狀，不是因為有什麼具體改造世界的藍圖，而就是想折騰，折騰出名堂。他是個從不安於現狀——不安 於任何現狀的人。從他自我敘述的思想軌跡來看，他對理想從來就沒有過什麼背書，他既不背書理想的道德品質，也不背書一個確定的社會理想。我們講一個社會理 想要讓人安居樂業，而毛想做的事，沒有一條是讓人安居樂業。其實就是剛才馮勝平所說的，毛這一輩子就是想有作為，說得好聽點，是有雄才大略作為，說得不好 聽，就是想折騰！折騰來折騰去，折騰全世界，還要折騰成。他這一輩子最成功的、最得意的，就是把這個世界折騰來折騰去，所以這是他的個性。 這也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是什麼違背人性。人類心理學早就超越古典思想對人性的浪漫想像定義。人類的問題都孕育在人性中，變態也是人性。毛要不是利用人性中 的弱點，他也不能成功。毛有追隨者，毛能贏得黨內鬥爭，不僅僅是他的權謀，他利用了很多人性中的弱點。所以我覺得，我們談人性，不能光按照經典的、古典主 義的觀點，把人性描寫、想像得很美好，人性是有弱點的。我覺得像馮勝平他們對人性抱悲觀的態度，其實西方人早說過，他們也有這些東西，只不過人家政治家和 思想家承認這一點，在現實中提出限制性措施，因此實際後果不會那麼釀出離譜的災難。 王軍濤 從毛的個性上看，我覺得這人的道德品質是很糟糕的，他沒有理想，他什麼新康德主義、無政府主義，他自己說信過這個、信過那個：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叫 他否定來否定去，一直到剛才說的“五七指示”，他真就完全信嗎？他也不。全國都“五七”指示化了，他還要折騰。所有這些東西都說明，毛就是一個想折騰的 主，這是他的個性。不管道德上你說他好還是不好，但是就這種人他成功了，整個中國和世界都被他折騰。 第二，從歷史、政治上來評價，毛就是罪人。你不要說毛“讓中國獨立”。全世界那麼多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打仗，都獨立啦，對吧？印度不也獨立並在 崛起嗎？人家也在發展經濟，但人家還有安居樂業，毛連這個都沒給中國，毛給中國帶來的是貧困，後來是鄧解決了脫貧的問題、發展的問題。毛那個時代，跟別的 國家相比，沒有帶來秩序，而是帶來了很多災難。 就說他對外的獨立和強大，並不是真正強大，他只是占了便宜：國際上，整個西方帝國主義自我改善了，美國人領頭，放棄了侵占領土的方式。毛要是碰到日本等等 繼續採取傳統手段的帝國主義，他照樣守不住，剛剛開始建國，美國一下就把它打掉了。毛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就是運氣好：那些擴張性的帝國主義都被美國打敗 了，美國建立的秩序，就是尊重主權國家的，那麼多國家，西方都讓它獨立了，用得著毛打什麼“國內革命戰爭”死那麼多人嗎？而後來從災荒到“文革”，全是他 給中國人帶來的獨特的災難，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家所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毛在政治上全是罪。但是今天還是有人說毛好，我覺得有幾類人： 一個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覺得現在的中國有問題，他們不懂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例如西方道路，只能在毛和鄧中間選擇，不喜歡鄧了就喜歡毛——80年代沒人 喜歡毛，大家都喜歡鄧的改革開放，現在鄧的路線問題暴露得太嚴重，人就又想毛，在想像中對毛做了很多美化——其實他們向往的那些，都不是毛的東西。毛的那 一套真的再現，他們肯定更不喜歡。 第二個是新左派，新左派實際上對毛做了一番再解釋。其實他們說的很多也不是毛的東西，毛沒那麼多的社會理論，也沒有那麼多的社會學思想。 第三個就是西方。西方這些中國學者們，有很深的“毛澤東情結”，他們對毛澤東的理解呢，一個是看毛澤東對解決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是不是有啟示，什麼平等 啊、社會主義的遺產啊，他們做了很多想像的解釋。還有一個是，他們覺得，毛確實回答和解決了中國政治上一些極難解決的問題。比如在已經山河破碎的情況下， 毛重新把中國統一了，建立起了一個讓西方也感到比較畏懼的政權，從這個歷史功績上來說，先不說好還是不好，他們研究農民革命，他們喜歡追問中國革命的起源 是什麼。 毛是在中國所有近現代政治家中間，最後一個解決了中國面臨的分裂問題的人——當然他沒有解決現代化的問題，這是鄧解決的。但是學者覺得毛解決了這一點，也是有許多需要理解的，這些東西，我們都需要跳出來理解。 毛的法寶：軍事動員體制 毛獲得了成功，其實他就是因為解決了他的時代提出的兩個問題，但是他的答案並不是一個好答案。站在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說，我們必須要超越毛，但還得要知道毛為什麼成功，如果不知道他為什麼成功，我們還會重蹈覆轍。（康正果：你說的“時代的兩個問題”是什麼？） 兩大問題是：第一，中國應當建立什麼樣的社會；第二，如何實現這個社會。 在毛登上政治舞台時，全世界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全球化進程中間，帝國主義的擠壓，讓傳統帝國全部完蛋了，那時候有些帝國主義是比較粗野的，比如日本、 德國這些帝國主義，跟英國和美國這些還不太一樣。給中國帶來直接災難的是蘇俄和日本。在這種情況下，你說講憲政，北洋政府就是玩憲政嘛，他有曹錕賄選也 罷，像16省都督當時在“府院之爭”中支持段祺瑞，段祺瑞也沒搞軍事政變，他跑天津下野，逼黎元洪把他請回來，北洋一直在憲政框架中玩兒，是國共兩黨不在 憲政的框架中玩。第一個顛覆中華民國的是國民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是被國民黨給顛覆的，都是在蘇俄的支持下幹的。我就想說，在中國外部、內部，沒那麼大的 階級矛盾，基本上中國在整體貧困的時候，無論是工廠還是在農村，一個地方要是繁榮，地主和農民都享受利益，資本家和工人都享受利益；如果衰落，那就都沒 有。這是毛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怎麼能夠讓一個積貧積弱、已經破碎的中國再站起來？ 剛才我講了，國際環境上看，解決這個問題，其實跟毛沒有太大關係——二次世界大戰打完後，全世界都做到了這一點；帝國主義也在改進自己全球化的體系；那麼沒有毛也可以解決。但是不管怎麼說，從史實上看，確實還是毛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更重要：你有一個社會理想，你怎麼實現它？怎麼在政治上不斷有紛爭時，達到一個新的統一？在這一點上毛是有貢獻，但這個貢獻，並不是像 馮勝平所說的，是這個社會注定讓痞子成功。毛解決這兩個問題，其實就是一個絕招：用軍事動員體制。其實毛並沒有什麼社會理念，他就是動用了軍事動員體制， 就贏了。在戰爭之後，他一再想在國內繼續維持這種體制，“五七幹校”就是一種體現。一直到他晚年他都是用這一招：第一，要維持軍事動員體制，得有生死存亡 的環境，所以他不斷地找敵人，找不到時假想出西方“帝修反”，還要在內部找敵人。第二，要精神高度亢奮地不斷搞運動——其實都是來自於毛在腦子裡的一個理 想社會，這個社會就像軍事動員體制一樣，是沒有分工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毛在建立軍事動員體制的過程中，是動用權術的。這個體制從哪兒來？我不太同意正果說的來自於共產黨。共產黨有很多體制啊，各家共產黨，有的有分 工，也有的引進、利用了一些西方和傳統文明，比如斯大林對俄羅斯文明有些變態的發揚，所以我認為，共產黨有反文明的一面，也有在文明在對自己有用時發揚的 一面。而毛不同，他對整個文明持一概反對的態度，這跟他多年搞軍事要保持一種簡樸，有關係。他也並不是反道德，因為軍事動員體制的維持，也是需要一定的精 神和道德的，清教徒的很多規範也是很嚴厲的，像我們小時候在毛時代男女之間的隔離啊什麼的。 毛在權術鬥爭中獲得成功，搞起了軍事動員體制。但是，搞這種體製成功的也不僅是毛，從歷史上看，我覺得這個體制更吸收了中國傳統的政治經驗。中國的農民起 義，王朝之間的戰爭，都是誰能建立起這樣一個有效的體制，誰就能獲得成功。並不是所有建立這種體制的人都像毛這麼壞，有很多第一代的君主像劉邦，給人民帶 來了太平。我不太同意中國儒生對劉邦評價那麼低，劉邦不是像阮籍說“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當時六國的遺老遺少都在啊，那些英雄都在啊，他們誰都看得 明白：群雄競起，將來就是劉邦和項羽兩個人要爭天下。你說劉邦“流氓”，但所有六國之後都知道將來就是漢王和楚王要對決。我的意思是，劉邦是個流氓，這沒 錯，但他最早從沛縣起家，對沛縣起事的戰友一個不殺，而朱元璋殺掉一萬多功臣。劉邦之所以後來被貶低，是因為儒生不喜歡他，但是劉邦確實是給天下帶來了太 平，他沒有像毛去搞那麼多的亂七八糟！ 如果君子不肯加入，政壇就只剩流氓了 回過頭來講毛給我們提出的最大命題：不按照毛的動員機制和權謀方式，我們能夠在中國實現政治目標、在促進充分多元表達的前提下，維持建設與和平需要的秩序 嗎？習近平、王岐山他們不相信，因此搞了個國安機制。這個國安機制，是把黨章國法都廢掉了。他們現在為什麼捧毛？他們從心裡佩服毛：毛用他的權謀，解決了 政治分歧，駕馭住了分崩離析的政治局勢。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流氓的方式？中國在20世紀之初不是沒有別的主義的，憲政主義、自由主義……都有，而且那一 代人，梁啟超、胡適和陳獨秀等等，曾經是中國現實政治家的精神領袖，但是因為他們追求“乾淨”，要保持自己一個純粹批評者的角色，都不肯下場進行骯髒的政 治博弈。在一場又一場的博弈中，君子不下場，博弈最後就成了流氓的遊戲！ 所以冯勝平，你討厭流氓、永遠譴責現實中的政客都是流氓，但如果因而潔身自好不與之交鋒的話，那麼中國今後永遠就是流氓的遊戲！如果中國人為了做好人而贏 不了現實的政治遊戲，那麼中國人永遠不會對好人有信心——就這麼簡單！所以我今天在政治鬥爭場上就是不退場，要跟那些流氓玩！一定就玩不贏嗎？人類歷史 上，西方人不也是那麼過來的？別以為美國那幫“國父”多麼崇高，也是很髒啊，美國1800年選舉是美國政治上公認的最骯髒的選舉，兩個“國父”約翰·亞當 斯和托馬斯·傑弗遜競選，傑弗遜造了大量的謠——這個人現在已經被證明是個偽君子，跟他的黑奴睡覺，造謠中傷華盛頓，幹了那麼多的壞事；亞當斯這個人搞集 權，逮捕了好多人。兩人有各自的問題，但是美國還是那麼建立起來了。 我有時候覺得，勝平，你不像搞政治學的。政治學一開始面臨的命題就是，當有各種各樣disagreement的時候，當一個稀缺價值被各種各樣的力量都來 爭奪的時候，我們應當用一個什麼樣的制度？你如果真的相信普世價值，如果你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你就得相信這個價值在現實的博弈中能贏——它不光是最終能 給社會帶來進步；而且你得相信，我們在現實的博弈中，是能夠依靠現實的人心、現實的人群能贏。你不能說：我認為一種價值是美好的，另一方面，我又認為它對 中國人沒有用，我們中國人永遠很骯髒，沒法用它來贏——那你推崇的價值就不是普世價值。 我們下一步真正要清算毛和毛的遺產的話，就得思考：在政治上分崩離析的時候，靠什麼還能夠給這個國家帶來政治上的安定和秩序？如果只能是毛這種人能成功、只有這種流氓能成功，那我們就別做中國人——這個我不相信！ 我在西方讀書，給我最大的一個感受是，西方人從來不在Loser（失敗者）之間談道德，失敗者就是失敗者，出局了。西方人談個人生活，道德可以很廣泛，但 西方人談政治家道德，永遠是在成功者之間比較誰有道德，所以他會在成功者之間建立起一個評價標準，讓好的更好，壞的受到譴責；假如人人都有一些共同缺點， 他會再找其它一些原因，但是找所有的原因，也不會為他辯解，而是繼續對他進行鞭策。 馮勝平提的問題非常好，我一直認為你是上帝給我們這樣的人一個禮物，就是我們必須要克服了你的這些說法之後，才能夠走向成功。但是按照你的藍圖去設計中國的出路，絕對不能成功，真要成功，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宿命！ 毛澤東在中國最終的命運，取決於我們能不能通過做好人，用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原則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間贏——從民運中的小格局中要贏，然後再贏中國的大格 局。要是做不到這點，中國人永遠對做好人沒有信心，對自由主義沒有信心，不管你怎麼罵毛澤東是“罪人”，還是得說中國就該“罪人”來領導、就該“壞人”來 領導，因為我們沒有別的希望啊！ 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取決於我們未來的一輪博弈。王岐山們肯定是說，只有像毛澤東這樣，才能真的解決中國的問題，維持政治的穩定和秩序，他是這麼想的——當然 咱們也實事求是地說，他腦子裡的毛澤東，跟那個完全流氓化的毛澤東還是不太一樣。但是呢，他畢竟要靠共產黨的黨國一體化體制，靠著這種耍出流氓手段的、沒 有道德底線的、在政治上冷酷無情的一些算計，來繼續維持中國的政治穩定。如果他們贏了，那麼中國還會有一代人、兩代人對於自由主義是沒有信心的、對於普世 價值是沒有信心的。所以我覺得中國自由主義者在評論現實政治問題的時候，他們一點都不像相信普世價值的人——普世價值的一個基本道理就是“普世”，如果它 在中國不適用，或者在一個政治過程中它不適用，只是對於分析一個理想中的社會，一個解釋合理社會它才適用的話，那它就不是普世價值！（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 |||||
還原毛共：徹底批毛須徹底批共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康正果（耶魯大學教師，文史學者）： 我報的發言題目是“還原毛共”。為什麼要“毛“和“共”並稱？因爲毛澤東和共產黨是連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把毛澤東純粹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去談他的是非功 罪，要評毛批毛，必須把毛這個人置於中共集團從建立直至發展壯大的整個脈絡中予以剖析和評判，並且放在百年中國的大歷史框架中透視和檢討。 這就涉及到如何“還原”的問題。毛澤東曾說，“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看對今日從國内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來説，歷史觀的轉變才是一個根本的轉 變。爲什麽要進行根本的轉變？因爲我們的歷史觀從小即受到黨化教育的塑造，比如説：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 國，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等等……若按照這一歷史圖景認識百年中國的歷史，不管後來毛澤東犯下 多少錯誤或罪惡，僅就他領導中國共産黨建立新中國這一點來説，自然就功勞蓋世了！連大批狠批毛澤東的李銳和辛子陵都是這樣認爲的。 “毛澤東功罪”是中共官方的命題 也 許是受到這主流思維模式的影響，我們今天的座談會也約定俗成，定名為“毛澤東功罪研討會”。其實此命題本是中共官方的一個話題，因爲毛澤東所有的“功”都 是給共產黨立的“功”，所以陳雲才說他“建國有功”。至於毛澤東所犯的“罪”，是因陳雲、鄧小平這些共產黨高層領導在“文革”時挨了整，連累到他們的家人 也受迫害，他們才認為毛澤東“文革有罪”。但他們從來沒提到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所犯的滔天罪行，他們最忌諱談到這一點，這正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直到胡錦濤 和習近平都死不批毛，還要護毛，散布什麽“三七開”之說的原因。 康正果 從殺害地富到鎮壓抗戰有功的國軍官兵，到剝奪工商業資本家和迫害知識分子，到餓死四千萬人——所有這些罪惡都是毛澤東與中共集團的共罪。毛對中共的“功” 越大，對中華民族的“罪”越深，而毛犯下的每一件罪惡都是在中共集團建立的體制下完成的。沒有中共的槍桿子及其一黨專政，作爲個人的毛澤東就是有再大的本 事，他也不可能把中國社會破壞到今天這步田地。所以我認爲，我們乾脆扔開“毛澤東功罪”這一狹隘的破題，直接把“毛共”還原到他們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整個進 程中，去給他們來一個歷史審判。我們要把毛共的罪惡一直追溯到起點上，不只是審視“土改”、“鎮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這些，必須一 直追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那個時候起，來看共產黨走過的每一步路。現在談毛澤東，如果仍在用主流話語經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名詞，特別是官方規定 的那些命題去談，就很容易走進死胡同。 大家都是從小讀官方的中國歷史、黨史教科書長大的，那套話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包括在座的孟玄先生，聼了他剛才的發言，我看他這個台灣背景的人， 在某些方面中的毒好像比有些來自大陸的人還深。他大概在海外也常讀大陸的出版物吧，剛才發言就大談中共革命對下層人的“解放”等等。我在耶魯給學生講課， 一走上講台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在海外的語境中説話，我自然不會像在大陸時那樣人云亦云地使用“解放前”或“解放後”的劃分，我早已改口說“1949年以 前”或“1949年以後”。因為當我們在用“解放前”或“解放後”劃分1949年前後的中國時，這個說法就會使我們認同“解放前”是黑暗的舊社會和“解放 後”是光明的新社會這類毛式話語的説法。今天若隨聲附和了“毛澤東功罪”這一提法，也就隱含著“毛澤東雖有錯，共產黨依然偉光正”的意蘊。所以批毛必需批 共，而還原毛共，就得把毛共的所作所爲放在百年中國大歷史的框架内檢討。 比如說，國共本來是要合作的，但為什麽合了不久就分裂了？最關鍵的一個分歧，就是關於土地問題：國民黨反對暴力分田，而共產黨主張暴力分田。共產黨為什麼 要暴力分田呢？難道就是要讓“耕者有其田”嗎？1927年“清黨”以後，中共有兩股武裝力量，一股是從南昌敗退下來的，一股是湖南秋收暴動的隊伍——共產 黨在那時候自己都稱之為“南昌暴動”、“秋收暴動”，我們現在卻按黨史的定義，習慣說“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名詞一換，事件的定性就很不同了。還是 應回到共產黨自己最初的那個提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這兩股暴動的勢力是要搞“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所以他們並不諱言暴動，他們甚至高喊把赤色 恐怖推向極端，以至最後都匯集到土匪出沒的井岡山上大幹暴烈的行動。不暴動，吃穿從哪兒來？斯諾在延安訪談過毛澤東等人，後來寫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本《西 行漫記》。他當時非常明確地問：紅軍在江西好多年，後來從江西一路打到陝北來，紅軍如何解決吃穿用的問題？毛澤東和朱德都王顧左右而言他。斯諾非常含蓄地 說：恐怕那時候會對農民有一定剝奪了。打土豪分田地，應該說完全是為解決紅軍的給養問題，就是用暴力從農村社會榨取物資和人力兩大資源。共產國際又沒給紅 軍發放軍餉，他們的吃穿從哪兒來？“打土豪”不只搶富裕農戶的糧食，還搜刮浮財，動不動就沒收土豪多少萬銀元。毛澤東在井岡山，朱德還沒來的時候，就那幾 千人，每月的伙食都要上萬銀元，他坦承是打土豪來的。 理不清前因就講不對後果 我們在還原毛共這麼一個出身的過程中，不能只是簡單地罵毛是個“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或者說他是“暴君”等等，還應該去勾畫整個的社會背景，看他破 壞了什麽，助長了什麽。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它的成員完全根據由上海中共中央傳達的莫斯科指令來行事。毛澤東在早 期爲什麽會受那麼多的氣，會受到“洋房子先生”們的排斥？實際上他和朱德是給上海那批高層領導開闢了根據地啊，如果沒有那麼一塊根據地，像博古和張聞天 啊、周恩來啊，當上海的地下組織被徹底破壞，他們能逃到哪兒去呢？他從此陷入軍權和黨權之間的爭鬥，他和莫斯科結上個人恩怨，他忽上忽下，後來到遵義會議 才進入領導核心，直到延安，他慢慢地掌握了黨內的軍權，但是在七大之前，他還沒有真正全部掌握黨權。在這整個的動力關係中，形塑成毛澤東這個人的特性。爲 爭奪權力，毛澤東肯定是受過很多氣了，聼他後來說的那些牢騷話，毛當年簡直像個彆扭的怨婦。所以在延安他就搞整風，要追究國際派的錯誤路線。1949年之 後，他不懂經濟建設，還想沿用他戰爭時期那一套軍事動員的方式辦事，因此覺得他所建立的黨體系束縛了他的手腳，偏要對其他專職主管者的事情亂插嘴、插手。 由於插不上手，最後就挑動群衆造反搞“文革”，砸爛黨機器，來個總報復，打倒了那麼多老幹部。這一切都和毛共集團走過來的整個歷程相關，你理不清前因，就 講不對後果。 我的思路是，徹底撇開在歷史課堂上被告知的黨史，以及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報紙整個是那些官方宣傳，警惕那些話語對我們的侵蝕，也包括有關的理想、觀念 等等——當然不是今天在這裡十來分鐘發言可以說清楚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即所謂“成王敗寇”的歷史，它讓我們相信某種“歷史的必然 性”，但整個的歷史一經還原，那所謂的“必然”明明是很多“偶然”導致的僥幸。毛共集團的發展壯大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結，是狐狸蛇蠍之類的東西修煉成精 的結果。還原歷史，就是讓他們這些妖怪露出原形。 毛固然會玩權術，但也未必像張戎或高華書中所講述得那樣成功和高超，未必都出於毛的英明預見或陰謀詭計，有很多陰差陽錯和歪打正著的情況。如果把毛澤東放 回他本來與周恩來、朱德、林彪、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一起相處和工作事件中，去對比他與那些人在能力、質地、品性上的差別，從不少相形見絀的對比中就可看 出毛的平庸、貧乏和卑劣。這些人也有留下來的回憶錄，還有一些被別人記錄下來的言論，此類個人記憶與黨史定案的集體記憶相差很遠，我們可從中看出他們當時 對毛的態度和反應。如果能通過毛和這些人的關係、鬥爭、矛盾還原出真實的毛，我們就有可能隨著此類敍事返回歷史的現場，就像附在“阿凡達”的身上那樣，穿 越官方頒布的集體記憶，進入被掩埋在歷史紀錄垃圾堆深處的真實時空。我正在寫一系列有關毛共的長文，就是在試圖做這種工作，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文教師，來美國之前，寫作的重點是文學研究和文化評論，對中共黨史所知甚少。剛才有人說他從小熟讀“毛選”，但我不是，我在國内確實沒讀過多少“毛選”。 說起讀“毛選”，我忽然想起自己一段險惡的經歷。我“文革”中曾被拘留，那時我在磚瓦窯——一個公安局管理的就業廠當工人。那時我已經是“反動分子”了， 公安局來人抓我，先搜查我的宿舍。我們那個磚廠宿舍很簡陋，床板是拿四摞磚頭支起來的，有些地方不平。搜查時發現：我竟然是用“毛選”第二卷跟磚頭摞在一 起，用它墊住不平的那一頭。這在通常情況下可能被算為“罪狀”，甚至可上綱上線到“惡毒攻擊”。大概因我本已有“罪狀”，那時竟未被追究。那個年月人人都 得備有“毛選”四卷，不管你學不學它。我從來不讀我的“毛選”，因爲我對毛的文字毫無興趣。我這個人之所以被打為“反動”，完全是因爲與當時的現實基本脫 節，甚至絕緣，因而比周圍的絕大多數人較少受到主流話語的熏染。我覺得這是我今天還有能力進行歷史還原的一個基本功，是我特有的免疫素質。 對毛式話語像髒話一樣刪除 我在耶魯教中文時開了一門Independent Study的課程。有個學生要跟我學“毛選”，她說讀過幾本美國人有關毛澤東的著作，認為毛是一個有思想和理論的哲學家。我不以爲然，詰問她說：毛怎麼能 稱爲哲學家呢？這女孩跟我讀毛澤東著作的中文原作，為開那門課，我才開始認真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一些被認爲有代表性的篇章。最後到期末，我指導 該生用英文寫了一篇批判毛澤東語言暴力及政治修辭的論文。那時《我的反動自述》一書已出版，我覺得，我這個“性情反動”的人應該通過自學，補一下“反動” 或“反共”所缺的課，好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歲月，紮實地鍛造我的“正動”。我開始惡補百年中國歷史的課程，讀了很多有關的書籍。 我對毛共問題的關注，是和研讀百年中國歷史同步並行的。我已在台灣出版一本書，叫《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是在中華民國一百周年時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的。在 寫那部書時我已開始探討還原毛共的問題。這本書寫完後我就想：應該寫一部專著，並不是寫毛澤東傳記，而是從他的青少年一直到他去世，以他的一生為一條線來 貫穿、梳理中共所搞的這場革命，探討毛共如何扭曲了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正道。 我的出發點是批毛必須批共，其次堅持唾棄主流話語談論毛共慣用的既定概念、框架、話題。自覺地清除此類公式化用語，要把它們像髒話一樣刪除乾淨。因為你沒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就難以捕捉你想傳達的真實，你若採用已被規範的語言講述，就難免重複老生常談的東西。 聽了大家的發言，我深感評毛批毛是件很難的事情——非常難。在網上看到那個李捷挑戰高文謙先生，心裡就想，與這種不可救藥的人有什麽可辯論的呢？從國内到 海外，這類人太多太多了。今天這個座談會的發起人何頻先生提議批判毛的遺產，毛的遺產就是籠罩全中國的黨文化陰影，是灌輸到像李捷這類人頭腦中的思想塵 霾，可以說他們這些人的大量存在就是毛遺產的一部分，毛遺產已癌擴散為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精神症狀。恐怕得等他們一代代告別世界，毛遺產留給中國人的生存 重壓才會趨於消除。所以我要再次重複說，今日批毛實在是很難的。誠如高文謙先生所說，毛澤東現象是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這話很精煉，但是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宿命和孽債是怎麼形成的，卻不是一場研討會、幾篇文章或數部專著能解釋清楚的。 有人談到毛澤東有理想，國人所說的“理想”，經過了“五四”，再經過了中共的革命話語，已經變得很空泛了。理想高於現實，有理想指的是頭腦裡有革命的前 景，是指向共產主義的。這些被賦予正面含義的大字眼有互相等於的關係，全都是假大空的頌詞。像孟玄先生說毛澤東通過“大躍進”把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了 ——怎麽能是“解放”出來了？根本是濫用人力和破壞經濟。那些參加大煉鋼鐵的人並不是自願去的，都是被各單位逼去的，你不能亂用“解放”這個詞。（孟玄： 我說“解放”，意思是說，使社會每一個原來底層的人，都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跟有權的人平等了。）這正是毛澤東最大的誘惑性和煽動力。（孟玄：我是說 “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事實上也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高文謙：No，根本不是那樣，你反對一個支部書記，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批毛在現在具有現實意義，非常非常重要，特別是面對習近平現在向毛倒退的態勢！以前碰到毛的冥誕，中央好像都有點害怕，害怕有些毛左毛粉，以及懷念“文 革”造反的庸眾會趁機起閧鬧事，所以當局常採取敷衍了事的態度，似乎有意讓人們淡忘那個敏感時期。你看現在呢，習近平竟要隆重紀念！這是毛的陰魂正在復活 的徵象，毛就活在習近平以及全體中國庸眾的身上。所以批毛的使命重要而艱巨，路還很長。打一個比方，毛澤東就是中共的“阿基利斯之踵”，我們這些有志於批 毛的人應該阿波羅一般高立雲端，用亂箭射穿那個騷紅厚黑的腳後跟。總而言之，只有徹底全面地展開批毛，才有可能把中共顛覆了的正道再反正回來。今天這個小 小的研討會可以説是繼續在做我們2011年夏在法拉盛開會討論的“轉型正義”的工作。（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 |||||
毛澤東有兩條罪行永難挽回損失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曾大軍（旅美學人）： 我是1990年來美國的，在加州大學做東西方文化對比方面的課題，後來也長期從事文化交流。我認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對中國最大的破壞，從長遠看主要是兩筆帳：領土、領海和人文素質。 “文 革”後，人們曾批判說“把中國的經濟搞到了崩潰邊緣”，但現在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儼然以“世界第二”自居。將來是不是像某些自由主義朋友們預測的那樣少則 三年五年、多則十年八年就會崩潰，我不知道，但至少證明了“經濟搞到崩潰邊緣”是可以挽回的，但毛澤東另有兩條罪行，在中國歷史上肯定會有深遠的、難以挽 回甚至是無法挽回的負面影響。 第一，毛共割讓了那麼多的領土。康 熙皇帝統治時的疆域是東起大海，西至蔥嶺，南到曾母暗沙，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將近1400萬平方公里。中共根本不敢承 認，現在的領土面積，早就不到960萬平方公里了！請問，誰記得歷史上各朝各代戰敗後賠過多少銀子？送女人“和親”，現在反倒成了“民族團結的象徵”；惟 有喪失國土，中國人世世代代永遠都會記得——因為領土意味著生存空間！尤其是當今世界上，自然資源越來越缺乏了。 曾大軍 連希特勒都早意識到德國人的生存空間問題，我們中國人現在也得面對了。美國國土跟中國差不多大，但美國人口只是中國的一個零頭（中國13億，美國3億）； 而且中國將近一半國土自然環境極其惡劣，不適合人類生存。這就是個大問題！毛澤東在經濟上和在其他方面造成的破壞，總有將來能恢復的希望，但是幾百萬平方 公里國土以及領海，不屬於自己了，什麼時候能收回來？天知道！ 第二，就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給毀掉了。“文革”中“破舊立新”毀了多少文物！比起來，甚至要“感謝”八國聯軍強盜，幫我們保存了許多歷史珍品——真是天大的諷刺！ 中國人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西方人說：“三代才能培養一個貴族”。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武漢建長江大橋，我眼看著從兩岸一點一點地向中間延伸，最後 合龍。小學老師感慨地說：“萬里長江第一橋，建起來很困難，炸起來很容易。所以，一個人學好很難，學壞很容易。”毛澤東搞“文革”，就把中國多少代人好不 容易積累起來的人文修養，掃蕩殆盡！ 我參軍較早，否則就是上山下鄉的知青了。當時越近“文革”左風越盛。記得1965年林彪首先在軍隊掀起“突出政治，大學毛著”之風。我們是總政直屬院校， 傳達1964年7月毛澤東在游泳池同毛遠新的談話“不搞‘四清’就不瞭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瞭解工人。這樣一個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畢業”，政委 要求學員認真學習工農兵的語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要求。於是停課，下連隊當戰 士，下農村搞“四清”……大家偷著說：“什麼學習‘工農兵語言’，學回來的都是下流話！”在連隊，晚上一熄燈，除了用猥褻淫邪的髒話談女人之外就沒別的可 講。到如今，如果評選知識分子講粗話，我看中國知識分子穩拿世界第一。 現在回過頭來審視毛澤東從延安整風起直到建政後大小政治運動中批判所謂“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其實就是先從受西方現代文明影響的知識分子開刀，以達到把 全體人民痞子化、土共化的反文明目的！他自己早期詩詞還頗有藝術造詣，1942年在《反對黨八股》講話裡還引用魯迅的話：“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可是 到了“文革”後期，連“不須放屁”之類的流氓腔調都成了“最高指示”！很多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高級幹部回憶，在內部場合見到毛澤東時，驚訝 地發現這位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居然愛講髒話。 我是搞文化的，最聽不得中國人動不動就炫耀什麼“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是老祖宗創建的，遙遙領先於他們那個時代的物質和精神的成就。而眼下中國人不但落後於21世紀現代文明，甚至於中國遊客都成了“不文明行為”和“沒禮節禮貌”的代名詞了！ 我因爲做過東西方文化對比方面的課題，對中國文化負面下形成的人性看得太透徹，今天的民運人士要是仍然和歷代的農民起義領袖（包括毛澤東）一樣，光批判別人，不解剖自己，中國的未來永遠沒有希望！ 比方說，政權到手之前，毛澤東還有個著名的“三大法寶”，其中一寶就是“統一戰線”。但海外民運，從“六四”算起也將近1/4世紀了，隊伍越來越小，脾氣 越來越大，根本就是在自編、自導、自演、自娛，自己鼓掌，自己獻花。稍有一點務實之聲，立馬就是一頂大鐵帽子——“中共特務”！到了連王軍濤、楊建利、費 良勇和劉曉波都成了“共特”的時候，還能有誰不是“共特”？ 這顯示出對於毛澤東的那些惡行，如延安整風，肅反殺人，許多“喝狼奶長大的”反共人士不但全盤繼承，而且發揮有加。毛澤東、張國燾和夏曦肅反殺人，畢竟還 是有槍、有權之後的事，民運人士還沒一撇，居然有人吆喝；“民主政府上台之後，首要任務就是——殺光中共黨員及其直系親屬！”中共現在已經有了8000多 萬黨員，“小毛澤東們”打算砍掉多少顆中國人頭？ 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高幹，全家都喜歡看書。“文革”時期我沒書可看，只好看了毛著看馬列，看了馬列看魯迅。那些東西也不能一概否定。希特勒應屬當代 壞人之最，可他上台沒幾年就把民不聊生的德國經濟搞到民富國強。而且早在20年代，當騎兵還在各國軍隊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時，他就斷言“下一次戰爭是機 械化戰爭”。 毛澤東在私下談話時，也沒把國民黨蔣介石罵得一無是處。這點就比很多反共人士的境界高出很多。即便是替秦始皇和曹操翻案，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中國的政治 經濟2000年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一大原因就是“百代猶行秦政法”，比方說，“書同文”、“廢分封”、中央集權等，都是劃時代的進步舉措。現在中國有這 麼大的版圖，這麼輝煌的歷史，如果全盤否認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封建專制帝王”對中華民族的功績，那就成了歷史虛無主義。 我們分析歷史人物時必須要客觀、準確、歷史地看問題，不能光看一時的民生、民權，也要看長遠的民族利益。評論毛澤東，決不能情緒化地“惡魔＋淫棍”一言以 蔽之。就算不是“三七開”、“二八開”，哪怕是“一九開”、“0.001比9.999開”，也必須實事求是。（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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