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拳勇？怪力亂神以外 義和拳與地方拳術的傳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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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 tag，对联你惹左基督症....... 大话连篇。 大话变态。 大话成精 https://exchristian.hk/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40334&ptid=14009 | |||||
過分簡化波譎雲詭的形勢，很容易就得到答案，但那答案卻未必是真像。 | |||||
#25, 我用了728個字說孫中山先媚日, 後媚俄 你....在#26, #39, #42..加埋都唔夠一百字嚟話無咁既事 是你簡, 還是我簡? | |||||
又係你自己拎嚟講既 歷史評價往往隨著人們更多後期累積的分析而作出轉變，例如： 唔好俾太多政治宣傳蒙弊, 睇唔到歷史真相 當年的國民黨宣傳手段不會比共產黨乾淨 | |||||
我無否定你既說法喎，只係提供有其他可能性，你既說法未必絕對正確。 共勉之。 | |||||
唔好俾太多基督教宣傳蒙弊, 睇唔到歷史真相 . | |||||
我們一起說好義和團反基故事。 | |||||
義和團、基督徒和神--從宗教戰爭角度看1900年的義和團鬥爭 柯文／2001年05月14日／世紀中國 提要：義和團與基督徒都是從宗教的角度理解1900年夏天他們之間的衝突的。雙方都以宗教來解釋旱災，以宗教來解釋戰爭，也都攻擊對方的宗教及法術宣揚。能夠得到史料證實的關於義和團運動的觀點，都包含在宗教語言裏，以宗教關於世界運行的前提爲基礎。因此，只有把主導雙方成員的宗教假設放在更中心的位置，才能更全面、更準確地理解這場衝突。 1898-1900年的義和團起義，既是一次重要的排外運動，又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在西方，它常被描繪成進步、文明和開化的勢力與矇昧、殘忍、迷信和排外的勢力之間展開的鬥爭。在20世紀的中國，對此則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把義和團定義爲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帝愛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在我研究關於義和團的事件，特別是1900年春夏兩季義和團與其敵人--中外基督徒的鬥爭達到頂峰時期的歷史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雙方都是從宗教意義上理解這場鬥爭及其周圍的環境。同時，我還注意到雙方都自認爲自己代表著真實、仁慈的超自然力量--神或上帝，敵方則是無能或邪惡的僞神。 在這裏我舉幾個事例，幫助我們從宗教衝突角度來理解義和團與基督徒的鬥爭。我準備從三個方面進行闡述：以宗教來解釋旱災；以宗教來解釋戰爭；宗教之間的互相詆毀。最後，我將簡要地說一下由此引出的一個更具普遍意義的問題，就是歷史學家對自己研究的事件如何下定義和進行分類。 一 以宗教來解釋旱災 義和團起義在1900年春夏兩季達到頂峰的時候，一場嚴重的旱災席捲了華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區。農民們焦慮不安，外國傳教士，特別是那些居住在華北農村偏遠地區的傳教士，雖然他們的感受和中國農民不同，卻同樣面臨著乾旱、饑餓和生死難料的處境，同樣迫切地希望和祈求降雨。但是，傳教士最恐懼的不是餓死，而是當時饑餓的中國人。 美國公理會的羅威那·伯德(Rowena Bird)去世(7月31日)前幾周在山西寫的一些日記和信件，清楚表達出當時中國人和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的恐慌情況。6月25日伯德寫道："這是一個極度痛苦難熬的時期，饑餓威脅著人們，乾旱炎熱的天氣使瘟疫流行，義和團的成員威脅著搶劫殺人、殺傳教士和教民......形勢變得越來越糟，如果再不下雨，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我們相信上帝會賜予我們甘霖，使局勢緩和。我們知道，我們的一切利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註解：Journal entry, in Alice M. Williams Miscellaneous Papers (Shansi Mission),file 12,ABCFM(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Papers in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See also Birds letter of June 24,1900 to her brother, ibid.] 直隸保定府的情形與此類似。郝瑞思‧培特金(Horace Pitkin)在6月2日的信中描述了該地區新教和天主教面臨的與日俱增的威脅後，很焦急地寫道："乾燥得像火藥末、難以忍受的塵暴，--上帝賜我們雨吧！那會暫時地平息一下事態......我們朝不保夕。爲我們祈禱吧！爲降雨祈禱吧！"在6月30日和7月1日兩天之內，保定府殺了15個新教傳教士後，天終於下雨了。在義和團看來，這證實了他們事業和行動的正義性[註解：Pitkin, letter, June 2,1900,in Sarah Boardman Goodrich," Journal of 1900," June 6,1900,pp.6-7,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88,CRP(China Records Project,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Luella Miner," Last Rites for the Pao-ting-fu Martyrs," The Advance, August 1,1901.]。 各國駐北京的外交代表在給政府的報告中做了基本相同的分析[註解：See, for example, the dispatch from American minister Edwin H. 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Hay, May 8,1900,in United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Washington,D.C.:GPO,1902),p.122.美國公使康格早已把乾旱與山東西部日益嚴重的危機聯繫在一起(包括與義和團有關的動亂)。(dispatch to Hay, December 7,1899,ibid.,p.77) See also the dispatch of British minister Claude M. MacDonald to Foreign Secretary Salisbury, May 21,1900,in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3 (1900),p.105。]，但外交官的理解和傳教士有一點是不同的：他們的觀點完全是世俗性而非宗教性的。19世紀末傳教士相信上帝的力量無處不在。如果他想讓他的子民活下去，他就會把他們從危險中解救出來。如果他想讓傳教士繼續他們的事業，就會滿足他們最起碼的物質需求。就像伯德所寫的："如果上帝有這樣的意旨，他會降雨來拯救世人。"[註解：Rowena Bird, journal entry, June 25,1900; see also Dwight H. Clapp, diary letter, Taigu, Shanxi, July 7 and 15,1900,in Alice M. Williams Miscellaneous Papers (Shansi Mission),file 12,ABCFM; Luella Miner, Journal, Beijing, June 25,1900,ABCFM.]反之，如果基督徒面臨著像義和團這樣致命的威脅，並不是上帝的過錯。義和團能發動起義，是因爲上帝允許此事的發生。他之所以會讓這樣的事發生不是凡人能輕易明白的。上帝的處事方式有時是很"神秘"的。但是虔誠的基督徒知道，在這種情形下依靠心中的信念而非實際的體驗是十分必要的[註解：Miner, journal, Tongzhou, June 7,1900.]。正如一位傳教士所寫的，已發生的一切"必然都有利於天國，有利於中國。"[註解：Miner, journal, Beijing, June 23,1900; Clapp, diary letter, Taigu, Shanxi, July 13,1900; 克來帕(Clapp)在談到爲山西其他地方傳教士的安危擔憂後說："啊，這對可憐的中國來說事態多麽嚴重！但最終這將有益於上帝的王國，我對這點確信不疑。多年來我一直感到某一天撒旦將在中國掀起一場大迫害，現在這場迫害正在來臨。這是試煉也是一個鑑別人心的時刻。"Diary letter, Taigu, Shanxi, July 6,1900.甘威爾( Mary Porter Gamewell)在使館解圍後說："夏天的事件留下的超越一切的最深印象，是上帝之手操縱一切，最終結果就是上帝的意志。" "History of the Peking St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p.64,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73,CRP。] 不同尋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拳民和非拳民也認爲世間萬物，包括下不下雨都是由天或"神"來決定的。事實上，雖然中國人對現實的理解在一些細節上和傳教士截然不同，但在很多廣泛的層面上幾乎完全一致。傳教士認爲自己是上帝的代表，有時自稱爲"上帝的戰士"[註解：Sarah Boardman Goodrich, letter, Tung Cho［Tongzhou],May 28,1900,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88，CRP.張格物(Murray Rubinstein)把"軍事心態"描寫爲"傳教事業中固有的因素"。See his "The Wars They Want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Us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Before the Opium War," The American Neptune,48.4 (Fall 1988):271。]，對自己回應耶穌基督的召喚到中國去拯救這個國家深信不疑。1900年遍及華北的歌謠和揭帖用同樣救世性(有時尚武好戰)的字句把義和團描繪成上天派下來執行神聖使命的"神兵"，或者是神靈附體的肉體凡胎(這樣也就有了神力)，同樣相信他們都是神的代表。 還有，傳教士把義和團運動視做邪惡勢力，其作惡能力深不可測，而義和團(估計還有數以萬計的非義和團成員，即他們的同情者)也把傳教士、甚至所有的外國人(當然還包括中國教民)看做是中國的惡源，是直接招致天怒的罪魁。義和團揭帖對旱災的解釋完全根據宗教對現實的理解。它還給參加者指出了平息神仙怒氣、恢復宇宙平衡的具體辦法。這樣的揭帖至少在1900年初就已廣爲流傳。下面這段文字據說在1900年2月間在華北各地到處都是："洋教鬧中原，佛祖受欺壓，聖賢亦蒙羞。佛法五常不再尊，天地一怒止住雨，八百萬神兵下天庭，除盡洋教送甘霖。"[註解：The Boxer Rising: A History of the Boxer Trouble in China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2nd ed.(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1901),p.9.] 義和團的揭帖多爲打油詩，易於口頭傳誦。下面一段是當年流傳最廣的其中之一首："勸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産......天無雨，地焦幹。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註解：全文可見《義和團史料》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18頁；陳振江、程NFDA1：《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34頁。另外兩份幾乎差不多的揭帖可參見同上書30-33頁。〔日〕佐原篤介、浙西漚隱同輯《拳亂紀聞》，見中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1冊，神州國光社，1951年，112頁。此文一個較短的版本流傳于山東河北交界地區。見張之真(84歲)，河北南宮梨園屯，1960年，見路遙等編輯《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齊魯書社，1980年，315-316頁；陳振江、程NFDA1前引書，31-32頁。] 義和團留下的書面東西數量非常可觀，種類也是五花八門，並不是所有的揭帖或其他宣傳品都把洋教入侵、上天震怒和乾旱聯繫起來，不過很多確實是如此[註解：除上面引證之外，還有其他一些例子，參見喬志強編《義和團在山西地區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4-5頁；《山西省庚子年教難前後紀事》，見《義和團》1冊，510頁；特別請見陳振江、程NFDA1前引書，22-23、26-28、41-42、47-48、49-50、83頁。]。可能有的揭帖的作者連同一些義和團成員不同意這種聯繫，但多數人是相信的。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多數老百姓也贊成這種說法。一位傳教士在1900年5月聽到天津城裏一個小孩在街上喊："洋鬼子來啦，天不下雨"[註解：Emma Martin, diary, May 15,1900,p.29 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137,CRP.] 我要進一步指出，經常面臨不可預知，人力無法控制的大自然力量引起的饑餓的人們，會有這樣的趨向：他們往往把饑饉的起因，用超自然的因果關係歸咎於某種不正當、破壞宇宙平衡的行爲(就義和團而言，就是把旱災歸咎於外教入侵)。幾百年來這種思維方式一直深深地貫穿於中國人的文化行動之中。在許多不同的歷史時期，其他文化(特別是農業文化)也表現出這一特點。 猶太人的《聖經》中就有表達這種意思邏輯的經典闡述。上帝對他的特選子民說："如果你們能謹守今天我給你們下的戒律，全心全意地愛上帝並忠於他，我就在適當的季節--秋天和春天給你們的土地灑下雨水。你們就會五穀豐登，牲畜成群，美酒不斷，衣食無憂。切記不要受到誘惑，背叛上帝，轉信他神，那時上帝會降怒於你們，關上天庭，永不下雨，使土地顆粒無收，你們也會從上帝賜予你們的土地上消失。"[註解：見《申命記》11：13-21。其他例子取自非洲各地。See David Arnold, Famm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8),p.15; Alma Gottlieb, "Menstrual Cosmology Among the Beng of Ivory Coast," in Thomas Buckley and Alma Gottlieb, eds., Blood Magic: 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p.62-64; R. K. Hitchcock, "The Traditional Response to Drought in Botswana," in Madalon T. Hinchey, ed., Symposium on Drought in Botswana (Gabarone, Botswana: Botswana Socie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Clark University Press,1979),p.92。] "不論具體原因如何"，戴維‧阿諾德(David Arnold)總結道："饑荒起因的超自然性是無疑的。涉及的各種因素--雨水缺乏，不合時令的降霜、洪水，似乎都非人力所能控制，這進一步證實了人類在上帝和自然面前的從屬地位。"[註解： Arnold,pp.15-16.1993年夏天，洪災襲擊美國中西部地區時，地斯蒙斯(Des Moines)的一位婦女評論克林頓總統訪問災區的行動時說："他不能跟上帝和大自然比高低，他只能做他所能做的事。但這事發生是因爲上帝要它發生。"New York Times, July 15,1993,p.B10。]雖然這個基本前提--自然災害是超自然力量對人類惡行的懲罰的看法，在各種文化中並不鮮見，但一個社會對這些災害反應的獨特之處，即對災害現象的"意義結構"(借用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術語)的解釋，則是由於這個社會的特殊的文化形式和歷史經驗所決定的[註解：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h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12.]。一般情況下，中國把破壞宇宙平衡的責任歸咎於地方官的倒行逆施。但在1900年，當中國在對外關係中面臨著與日俱增的外國壓力和危機時，把乾旱的起因由國內轉到國外是不足爲奇的。 義和團揭帖中關於如何克服危機也運用了同樣的分析手法。面對乾旱，人們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舉行祈雨和類似的儀式。中國如此，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當這種傳統手段未能奏效，由乾旱造成的焦慮情緒進一步加強時，人們常常採用更爲極端的手段。這裏一般因素是替罪羊主義，即找一個應爲危機負責、該受懲罰的代理人(或部門)。然而，替罪羊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有著多種表現形式。"在印度西部的古加拉特(Gujarat)季風雨未能適時而來時"，阿諾德告訴我們，當地人就"懷疑巴尼亞(Bania)商人故意阻止降雨，好趁物品缺乏、價格上升從中漁利。爲打破咒語，他們強迫一個巴尼亞人頭頂水罐，然後射箭擊中水罐，這樣就能下雨了"[註解：Arnold,p.77.]。中世紀末的歐洲在千年王國運動中出現過更爲極端的手段。諾爾曼‧孔恩(Norman Cohn)曾對此做出分析。孔恩記載：在1420年的波希米亞，"人們自認爲正開始與基督的敵人做最後鬥爭......傳道者不再滿足於出現奇蹟使這些無神論者毀滅，而是號召虔誠的信徒對塵世進行必要的淨化......劍上沒有基督敵人鮮血的人將受到詛咒(根據一本流傳很廣的小冊子)。每個信徒都要用鮮血洗手。"[註解：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rev. and expanded 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12.] 1900年義和團提出的解除危機的方法和孔恩描述的1420年的千年王國運動非常近似[註解：艾爾文( Mark Elvin)提到了這種相似之處。 "Mandarins and Millena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Boxer Uprising of 1899-1900,"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Oxford 10.3 (1979):121。]。一張接一張的揭帖指示中國人殺盡洋人和被洋人腐蝕的中國人。只有徹底清除國內的每一點外國痕迹，才能平息神仙的怒氣，再降甘霖。 二 以宗教來解釋戰爭 阻止降雨的神常被描繪成易怒、善妒、復仇心強。當某一社區的代表人物投靠他神或者破壞了久已確立的行爲規範時，神會隨時懲罰這個社區的全體成員；另一方面，當信徒認爲自己並非無賴、惡棍而是身處險境的無辜者時，他們也期望神的保佑。神的這一保佑力量的角色，在義和團與基督教徒對神在戰爭背景中所起作用的理解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義和團借神靈附體，或利用各種法術來控制身邊環境，減少危險，或者增加對事件預知性的行爲尤其引人注目。他們最廣泛運用法術的情況是在與中國教民或外國遠征軍作戰的時候，以及燒教堂、燒教民住宅和破壞店鋪的時候。這些情況正是義和團個人遇到最大危險，也是義和團事業遇到最嚴重威脅的時刻。打鬥時需要法術保護是顯而易見的。燒教會建築等活動，因爲涉及週遭的居民，團民用法術則更複雜了。義和團如果能用法術燒毀教會的建築，就能擴大運動的聲望，獲得地方社會的支援；另一方面，不管用什麽方法放火，如果殃及非教民的住宅和店鋪，義和團就要冒招致衆怒的危險。 義和團最有名的法術是降神附體後可以刀槍不入[註解：其他文化的人們也曾經在戰鬥中依賴刀槍不入法術的保護。1980年在伊斯蘭教派炎塔特辛(Yan Tatsine)發動的反對尼日利亞武裝力量的宗教暴動中，據說起義者也用了宗教儀式、紋身、保佑自己不可戰勝的符咒及"神沙"來保護他們對付對方的子彈。Paul M. Lubeck, "Islamic Protest under Semi-Industrial Capitalism:Yan Tatsine Explained," Africa,55.4 (1985):370,386。20世紀早些時候，克瓦(Kakwa)先知和占卜者萊比(Rembe)的拉各巴拉(Lugbara)追隨者們在參加了特別的儀式後，進入戰鬥的"狂熱狀態，相信亞坎(Yakan)神水能將子彈變成水"。John Middleton, "Spirit Possession among the Lugbara," in John Beattie and John Middleton, eds., Spirit Mediumship and Society in Africa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1969),pp.227-228。]。此外，據說他們在戰場上還有許多其他法術。打仗時，他們就唱起有韻律的刀槍不入咒語。下面這段就是在1900年夏天廣泛流傳於北京西北部的義和團的咒語："弟子在紅塵，閉住槍炮門。槍炮一齊響，沙子兩邊分。"[註解：陳振江、程NFDA1前引書,153-154。]許多天津居民顯然相信這樣的事實：當義和團成員受了槍傷或炮傷，義和團的領袖只要在傷口上一抹，傷口立即復原；或者當義和團成員犧牲了，只要默誦咒語，死者就能起死回生。在北京有人聽說義和團打仗時，人馬高達10多尺，手中刀槍無數，所向披靡，無人能敵。而且和天津的義和團弟兄一樣，子彈打到衣服上像雨珠一樣滾落，義和團則毫髮無傷[註解： 唐晏：《庚子西行記事》，見《義和團》3冊，471頁；也可見仲芳氏《庚子紀事》，見《庚子紀事》，中華書局，1978年，12頁。按內地會傳教士奧格任(Olivia Ogren)的記載， 在山西，傳言說一旦外國軍隊進攻，義和團"就能飛到天上，子彈打不著"。Ogren, "A Great Conflict of Sufferings," in Marshall Broomhall ,ed., Last Letters and Further Records of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London: Morgan and Scott,1901),p.72; also ibid.,p.65。]。 天津的義和團領袖聲稱自己有特別神奇的法力，如隱形、入地及分身術等。睡著的時候，他們的靈魂可以離開肉體，到外國軍隊中去偵察敵情。一個義和團民回憶道：6月中旬他們往天津火車站去打俄國人，有一個團首曾對手下人說："凡是空手沒有武器的，每人拿一根秫稭，繼續前進，到了前線就會變成真槍。"[註解：李元善(79歲)，義和團民，天津，見南開大學歷史系1956級編《天津地區義和團運動調查報告》，1960年複印本，134頁。在中文中"槍"既指"火槍"也指"長矛"，因此有時不可能搞清楚到底指什麽"槍"。] 義和團的女子後備軍--紅燈照的法力絲毫不遜於義和團的領袖。人們認爲這些女孩子和年輕的婦女在戰鬥中能保護義和團。她們不用看著目標，劍就能飛到遠處直取敵人的首級。她們還能投擲燃燒著的箭矢，能用法術捲走洋人固定大炮的螺絲。當紅燈照戰士筆直地站著，一動不動時，她們的靈魂就離開身體去戰鬥，什麽武器都嚇不倒她們。只要她們一現身，外國的槍炮就癱瘓了[註解：《遇難日記》(佚名)，見《義和團》2冊，163頁；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見《義和團》2冊，9、36頁。一個從前的義和團報告說，在他的部隊離開天津赴北京參戰前，他們都到了當地最高的紅燈照首、黃蓮聖母(林黑兒)的家去求保護他們不被火器射傷的神符。郭世榮(75歲)，義和團民，見《天津地區義和團運動調查報告》，138頁。]。她們還有神奇的療傷、復原法力。天津一位老紅燈照回憶說，她的那支隊伍中有一個重要的紅燈照成員，只要一進入恍惚狀態，衝著病人的方向拍拍巴掌，病人就痊癒了[註解：趙慶(72歲)，靜海縣，四師姐，見《天津地區義和團運動調查報告》，136、41頁。《天津一月記》(佚名)，見《義和團》2冊，146頁。按劉孟揚的說法，黃蓮聖母把香灰抹在傷口上就能止住疼痛和使傷口癒合。劉孟揚前引文，36頁。]。 在義和團看來，他們的縱火活動跟所進行的更大規模的鬥爭是互相聯繫的。的確，由於他們的武器還很原始落後，不誇張地說，縱火倒成了義和團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火力形式了[註解：當時外國人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6月15日塔克斯伯瑞(Elwood G. Tewksbury)、明恩浦和豪巴特(W. T. Hobart) 在一封信中寫道："昨天一整天，四面八方火光沖天，到處充滿濃煙，這是義和團經常用來對付我們的最危險最有效的武器"。 cited in Sarah Boardman Goodrich, June 18 entry of "Journal of 1900," p.18.班布裏奇(W. E. Bainbridge) 在使館區被圍的最初幾天寫道："在軍隊的掩護下，義和團使用了他們最喜歡的武器，整個星期我們都處於火焰的包圍之中。"Bainbridge," Besieged in Peking," p.24,unpublished,in Lou Hoover Papers, Boxer Rebellion: Diaries, Herbert Hoover Presidential Library, West Branch, Iowa。]。問題在於世紀之交的中國，尤其在北京和天津那樣的城市，民房店鋪的結構並不牢固，而且互相毗鄰，十分擁擠，火一旦燒起來便難以控制。因此義和團在這些城市放火時，還必須使用特殊的法術。當時有一位中國史家，與其他精英人士相比，更容易相信義和團的宣傳。他認爲義和團有一種不同尋常的能力，知道哪棟房子是教民的，哪棟不是。在義和團焚燒紙符取得神仙幫助後，就能保證只燒前者的房子。他列舉了團民6月初燒毀兩座教堂的事件爲證。有一座教堂緊挨著官府的糧倉，地方官跪在地上，俯身向起火的方向祈禱，求神仙保護糧倉。突然，天空中出現一個神仙，身穿金甲，站在火焰上，轉瞬之間就消失了。結果教堂兩邊的糧倉和房子都沒有受損失。大家都說是關帝顯靈了[註解：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見《義和團》2冊，183、185、190-191頁。據劉說，當時義和團口中唸唸有詞，揮動旗幟，保護了北京西單地區的一家糧店。]。 還有一些說法把義和團的縱火術傳得更爲離奇。例如，據說5月28日他們破壞北京至保定的鐵路時，一邊沿著鐵路走，一邊用秫稭指著，口喊"燒、燒"，鐵路就著火了[註解：劉以桐前引文，183-184頁。管鶴聽到的故事稍有不同，他聽說義和團用大刀指著鐵路某處，它就馬上起火。管鶴：《拳匪聞見錄》，見《義和團》1冊，468頁。]。天津的一位老義和團回憶說，義和團燒天津城的教堂時，只需用手指向目標，它馬上就著火了[註解：孫少堂(75歲)，義和團民，見《天津地區義和團運動調查報告》，147頁。]。 最神奇的縱火術是紅燈照的，她們的獨到之處是能在空中飛行，並能控制風勢和風向。6月18日發生在天津的一場戰鬥中，塵暴使得租界的火越燒越烈。義和團的支持者根據一位目擊者所言，傳說是由一位義和團的師父用法術放的火。紅燈照則高高站在城牆東北角，搧著紅扇，加劇火勢。人們聽到這種說法後，就不斷地向佛祖禱告[註解：劉孟揚前引文，17頁。 對團民法術持絕對懷疑態度的管鶴對紅燈照禦風術的描繪大不相同。按管的說法，所有天津人都說，爲要使城裏的火燒到租界就需要有西北風。但一天又一天刮的儘是東南風。因此，紅燈照攀上城牆用法術要風改變方向，然後她們說最晚明天清晨就刮西北風了。但次日仍刮東南風。管鶴前引文，478頁。]。 在紅燈照縱火術的傳說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婦女能舞動著扇子在空中飛行。她們精通此術後，就能高飛到要放火的國家，焚毀洋人的房舍和家園[註解：據一份記載說，紅燈照在某位神面前放上一銅盆水，然後繞著走，口中不停地喊"飛"。在這樣48天後，她們就能飛了。胡思敬：《驢背集》，見《義和團》2冊，488頁。另一個稍有不同的說法是5天就能成功。見《天津一月記》，141頁。]。根據一個計算，到6月中旬爲止，紅燈照已用此方法燒了18個國家中的16個[註解：《天津一月記》，141頁。據劉孟揚說，當時天津流傳著蒙古親王已經領兵佔了俄國，日本國首都的一半已經被紅燈照用法術燒毀的說法，許多人對此信以爲真。見劉孟揚前引文，37頁。]。 在義和團看來，1900年夏天的戰鬥，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軍事衝突。從根本意義上講，它是一場比試法術的競賽。進一步說，他們是要和洋人、教民比試一下誰的神法力更大，能佔得上風。因此，當義和團遭受挫折時，不是把失敗原因歸於對方的先進武器，而是歸於對方更有效力的法術。義和團在攻打北堂幾星期未能得手後，就把教堂守衛者的首領、留著白鬍子的費弗爾主教(Bishop Favier)說成是年約200歲的"鬼王"，並說他擅長謀略、巫術，還精通占卜。在其他"鬼魅"的心目中擁有絕對的權威[註解：劉以桐前引文，194頁。據劉說，6月28日，端王爺，義和團在宮廷中堅決的支持者，曾親自爬上大教堂的尖塔，殺死了鬼王，所以義和團以後在消滅其他教堂守衛時就毫不費事了。仲芳氏的關於Favier的記載，儘管不像劉那樣稀奇，也談到在教堂裏的擅用魔法害人的"老鬼"。因此，可以合理的推斷，當時這種信念以不同的形式廣泛流傳。見仲芳氏前引文，28頁。]。還有一件事被人們提起，就是義和團攻打直隸東南的教堂時常常遭到一位白衣婦人的阻撓。她一出現，就立刻擋住了團民，滅了他們的法力[註解：Albert Vinchon, S. J., "La culte de la Sainte Vierge au Tche-li sud-est: Rapport presènte au Congrés marial de 1904," Chine, Ceylan, Madagascar: Lettres des missionnaires francai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rovince de Champagne) 18 (March 1905):132-133.]。 有意思的是，義和團的對手--教民們也如此行事。在直隸東南的中國天主教教民認爲：他們能在1899年12月到1900年7月間逃脫義和團的無數襲擊，是因爲聖母瑪利亞(義和團所指的"白衣婦人")顯現在教堂，保佑了他們[註解：Albert Vinchon, S. J., "La culte de la Sainte Vierge au Tche-li sud-est: Rapport presènte au Congrés marial de 1904," Chine, Ceylan, Madagascar: Lettres des missionnaires francai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rovince de Champagne) 18 (March 1905):132-133.]。 外國傳教士同樣很自然地宣揚戰爭背景下神的庇佑。薩拉·古德裏奇(Sarah Goodrich)在日誌中記載道：北京公使館被圍困的外國小孩在1900年7月1日星期天做禱告時，特別爲牆上的勇士們禱告。豪(Hall)先生是他們最喜愛的人......當天過了一會兒，豪的膝蓋受了輕傷，"在炮彈擊中他之前，他失去平衡，向後摔倒，逃得一命。"晚飯時豪頗爲動情地說："肯定是孩子們的祈禱救了我。"[註解：Goodrich, "Journal of 1900," July 1,1900,p.33.] 1900年7月當義和團威脅著要征服直隸東南的一個天主教教民村時，當地一位傳教士祈求下場暴雨，讓大水環村形成一道防線，阻止義和團的進攻。他的祈禱得到了回應，下了一場極大的暴雨，正達到了期望的效果。人們肯定相信這場雨是聖母瑪利亞送來的[註解：Vinchon,p.133.儘管當時傳教士很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中國人普遍相信水能使義和團的法術失靈。]。 正如義和團和紅燈照一樣，傳教士受到火災威脅時，也常把因風力或風向的改變而得以逃生的現象歸功於上帝的力量。薩拉‧古德裏奇這樣描述使館區被困的人們："我們的祈禱多次得到神奇的回應。至少有兩次，正當房子要著火的時候，風向就改變了。"[註解："Journal of 1900," June 28,1900,p.29.]隱居在北堂的費弗爾主教報告說，6月15日撤退的義和團放火燒教堂南邊的房子，教堂和住在裏邊的人"都得到了上帝的庇護，他使風向發生了有利於我們的變化"[註解：Diary, June 15,1900,in J. Freri, ed., The Heart of Pekin: Bishop A. Favier』s Diary of the Siege,May-August,1900,(Boston: Marlier and Company,1901),p.26.]。一位傳教士總結說："那個夏天留給人最深刻的，一生難忘的印象是上帝的力量無處不在。最終的結局就是上帝的意志。"[註解：Gamewell,p.64.] 三 宗教之間的互相詆毀 在這場宗教衝突中，每一方佔上風時都認爲自己得益於上帝或者神的援助和保護，並且都表現出詆毀對方的宗教及法術宣揚的強烈傾向。然而，雙方在一點上有根本的區別。基督教崇拜惟一的神，堅信只有自己擁有真正的宗教法力，而義和團的宗教及法術的說法毫無根據可言；相反，義和團一方即使在攻擊基督教的宗教宣揚時，也總是認爲對手確有高超的超自然的能力。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傳教士相信撒旦在世上作惡的能力，毫不猶豫地把義和團運動定義爲(其中一人的原話)"融合了迷信、巫術，浸淫成了殘酷、惡毒的魔鬼的化身，是對耶和華和他的信徒們的公開侮辱。"[註解：Luella Miner, journal, Beijing, June 17,1900.]但是基督最終征服了撒旦的信念使基督徒們相信，雖然在自己從事的鬥爭中充滿了危險，但最終的勝利肯定屬於他們[註解：Elaine Pagels, The Origin of Satan (New York: Random House,1995),p.181:see also ibid., pp. 180, 182, 184.]。顯然，把義和團描繪爲"魔教"或"惡魔的工具"(費弗爾主教所說)並不意味著傳教士相信義和團具有超自然能力的說法，相反，他們總是對此類說法不遺餘力地表示出極度的鄙視[註解：Letter, Beijing, May 18,1900,reproduced in Freri,p.8.在山西西部的內地會傳教士南森(Edith Nathan)寫道："這些孩子義和團實在可惡，他們是撒旦之作。我們英國人一點不知道撒旦能對孩子的心靈施加什麽樣的影響。"Letters, July 12,1900,in Broomhall, ed., Last Letters,p.34。]。一位在山西的傳教士提到義和團降神附體的儀式時說，年輕的義和團民被"擅長古老巫術的人施以法術，陷入狂亂狀態"[註解：May Nathan (內地會), letter, early to mid-July,1900,western Shanxi,ibid.,p.38.]。一位北京的傳教士說團民"自我實施催眠術，他們說在那種狀態下感覺不到疼痛"[註解：Theodora M. Inglis, letter, Beijing, May 30,1900, in Mrs. S. P. Fenn, comp., " Peking Siege-Book," in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Manuscript Group No.8,Box No.68,CRP,pp.1-2.]。而另一個傳教士就同一問題做了詳細的描述，認爲義和團被一種"催眠術或咒語控制"，是一群被運動的領導人施上了神秘的"磁場效應的影響"，而被"領入歧途"的可憐的苦力[註解：Newspaper clipping, excerpted in ibid.,p.35.]。 義和團所有的法術--宗教的宣揚都受到了基督徒的攻擊。當然，被攻擊最頻繁的還是義和團的刀槍不入的說法。在報導了6月14日在北京的美軍打散了一支30-40人義和團隊伍後，一個傳教士譏諷地說："這些刀槍不入的義和團似乎不喜歡外國火藥的氣味。"[註解：Luella Miner, Journal, Beijing, June 14,1900.奧立芬特(Nigel Oliphant)描述了6月14日義和團與英國海軍在北京的遭遇戰〔很可能和麥美德(Miner)講的是一回事〕。他報告說，在遭到英軍槍擊後，義和團"全趴倒地上，按義和團的規矩禱告，祈求別被子彈射中，這些海軍以爲他們在求饒，於是停止射擊。這時，義和團的一位首領手舉戰斧向前衝，被一位中士射死。接著義和團全部後撤。"Oliphant, 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00 (London: Longmans,Green,1901),p.13。]美國傳教士評論家明恩浦(Arthur Smith)較爲概括地說，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爲義和團表演的那些奇蹟"是義和團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具體有力的證據......基督徒則傾向於把那些說成是撒旦的直接作用"[註解：China in Convulsion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1901),1:172-173.]。 義和團和傳教士一樣，在加強自己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可信性的同時，還極力貶低對方的可信性。義和團的一些揭帖儲存了自晚明以來即已流傳的反洋教論調，這些論調到19世紀中葉作爲反洋教情緒的重要體現又重新出現。反洋教揭帖中有的內容是文化性的，它用諷刺的手法描述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於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同時，有的內容反映了很明顯的種族偏見。它把西方人描繪成半人半獸的動物(不僅在印刷品而且在反洋教的圖畫中)，把西方人說成羊，或者把耶穌說成豬等等[註解：反洋教圖畫，可參見《謹遵聖諭辟邪全圖》，見於The Cause of the Riots in the Yangtse Valley: A "Complete Picture Gallery" (Hankow,1891) 。有一些圖畫曾在柯文(Cohen)書中重印，參見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當時的傳教士也常常記錄下義和團對基督教整體的詆毀和有針對性的對耶穌法力的貶低。一位傳教士報導了以下事件：在北京的一夥士兵和義和團圍住了一位年輕的新教婦女。他們對她諷刺挖苦，大叫著"燒死她吧，燒死她，看看她的屍體能不能站起來找耶穌？"[註解： From the account of Miss G. Smith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as quoted in Robert Forsyth, comp. and ed.,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4)，p.354.]一位傳教士記下自己曾被一群暴徒辱駡："上帝救不了你，耶穌死了；他不在世上了，他幫不了你。我們的......關帝比他可強多了；他保護我們，他派義和團拆你們的房子，要你們的命。"[註解：The account of Mr. Argento, in ibid.,p.246.]還有一個人講了被西北地區義和團抓住後的遭遇："他們用最惡毒的話咒駡耶穌，我聽了那些褻瀆神靈的話氣得渾身發抖。我衝他們要水喝，他們說找耶穌要水喝吧。當生存的希望似乎破滅的時候，我要求臨死前見妻子一面說幾句話時，他們說問問耶穌，你能不能見她；他們還野蠻地踢我的頭。"[註解： Quoted in Olivia Ogren, "A Great Conflict," p.77.] 1900年中國人和外國人互相指責對方的宗教信仰無用，危險時不能提供保護，這與16世紀法國新教和天主教發生衝突時的情形極爲相似。據納塔利‧戴維斯(Natalie Davis)說，1561年巴黎的一座教堂裏一夥新教徒把一個守護聖餅盒子的麵包師擠到牆角。"先生們"，麵包師哀求說："爲了裏面的神，千萬別碰這個盒子。"在殺死麵包師之前，新教徒的回答是："你的面神現在能保佑你不受死亡之苦嗎？"戴維斯還舉了一個例子：1572年法國奧爾良的一夥天主教徒辱駡他們的新教徒對手說："你們的上帝呢？你們的禱文和聖歌呢？如果能的話，讓他來救你吧。"[註解：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57.] 1900年夏天，上帝似乎沒有聽見那些焦急的禱告，沒能顯示出庇佑的力量，這時外國傳教士通常以這種解釋求得安慰：上帝的計劃超出了蕓蕓眾生的理解。但是，即使在不能理解的情況下，依然絕對地相信上帝，這是真正基督徒的標誌。義和團(可能還有一些中國教民)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法術--宗教儀式失靈的情況。他們把這種情況有時解釋成拳民學藝不精或心不誠，或心懷雜念；但更常見的是指責周圍有破義和團法術的魔力，比如婦女的污染使法力失靈。 義和團不但在解釋法術--宗教儀式有時失靈的原因時與外國傳教士不同，在普遍擁有法術--宗教能力的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正如我在義和團對戰爭的理解中已經提到的那樣，義和團及許多不是義和團的中國人都相信，任何人，無論他拜的是什麽神，都擁有獲得超自然法力的潛能。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在特定形勢下哪一個宗教的法力更有效。1900年夏鬧旱災時，一位傳教士說，在他傳教的山西省的一個城鎮裏，有一個地方官"急於求雨，在廟裏求雨失敗後，甚至悄悄地問我丈夫如何向天神地神祈禱"[註解：Ogren, "A Great Conflict," p.65; see also Robert Forsyth,pp.148-150.]。關於這一點，還有一位山西的傳教士說："關於傳教士有神力，能阻撓下雨的故事傳得千奇百怪，到處都是。經常是狂風大作，吹散了烏雲。人們就認爲是我們站在屋頂上，用力扇走了雲彩。故事就這樣編了出來。說到山西另一夥傳教士時故事又變了，說他們扇風時赤身裸體。"[註解：C. W. Price, diary, between June 15 and 23,1900,Fen Chou Fu, Shansi (山西汾州),as excerpted in E. H. Edwards, Fire and Sword in Shansi(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1903),pp.269-270.]這份記錄最有意思的是反映出當時的中國人，認爲擁有法術並不是他們的專利。這故事提到外國人的禦風術就叫人聯想到上述紅燈照的法力。 還有很多的例子。山西的一位中國教師說，在省會有群信教的婦女成立了一個叫白燈照的組織，法力十分高強，超過了義和團和紅燈照[註解：劉大鵬：Qianyuan suoji,見喬志強前引書，30頁。]。明恩浦說義和團之所以喜歡把俘虜的屍體分解，然後燒掉，是因爲大家普遍認爲(他聲稱這種想法很普遍)基督徒死了三天後仍能復活，"除非採取有效措施。"[註解：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2:660.]除了上面提到的例子，義和團還說洋人在打仗時有許多法術，大部分是說洋人用女人來破義和團的法力。義和團在天津作戰時人員傷亡嚴重，他們常把這一點歸因於洋人在隊伍中或隊首放一裸體婦女，破壞了義和團的法術[註解：劉孟揚前引文,16頁；《天津一月記》，153頁。]。還有一個故事說天津租界屋頂上架設的每一尊大炮上都騎坐著一個裸體女子，義和團"避炮之法"就失靈了。這個故事流傳甚廣而且人們對它深信不疑[註解：《天津一月記》，151頁。]。 在北京，洋人用婦女破法的說法常和義和團包圍北堂的戰鬥有關。那年6月約有3400人在那裏避難，其中多數是中國天主教徒，一半以上是婦女和女孩子[註解：Freri,pp.29-30.]。義和團在解釋攻打教堂屢次失利和遭受重大傷亡的原因時，常說是因爲對方有裸體婦女從屋裏跑出來；守衛者在塔尖上懸掛婦人皮和其他"穢物"；教堂正面牆上釘著裸體婦女等等的原因。他們還說數不勝數的裸體婦女拿穢物站在牆上；洋人剖開孕婦的肚子，然後把她們釘在牆上。據說天主教守衛者還有一面用婦女陰毛編織成的"萬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揮作戰時能阻止義和團的神仙附體[註解：劉以桐前引文，184、191、193-194頁；華學瀾：《庚子日記》，見《庚子紀事》，109頁；仲芳氏前引文，28頁。外國人用孕婦來破義和團刀槍不入法術的例子見劉以桐前引文，189頁。傳出"萬女旄"的華學瀾， 是在飯後和朋友談話中得知此事，不敢擔保確有此事。儘管這是當時流傳的故事中最稀奇之一，事實上可能沒有其事。我的看法是在1900年夏季的華北那種充滿激動、不安和焦慮的氛圍中，不僅在義和團中而且在一般群衆中相信這種傳說的人是很多的。]。 四 結論 總之，基督徒與義和團都是從宗教的角度理解1900年夏天他們之間的衝突的。但是他們的理解又不完全相同。我認爲最重要的不同在惟一性問題上。基督徒一般把義和團運動說成是罪惡的化身--它是撒旦抗拒上帝這一傳統觀唸的典型表現[註解：Neil Forsyth, The Old Enemy: Satan and the Combat My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4-5.]。同時又極度自信地認爲，只有他們在上帝的幫助下才具備超自然的能力。因此一直不懈地貶低義和團的任何一種或全部的法術。而義和團，如我們所見，看待問題的角度就完全不同了。他們有時認爲，有時不認爲自己的法力勝於洋人。但義和團從來也不認爲自己是獨一無二的法力擁有者。 當然，不能認爲，義和團與基督徒都把他們所從事的鬥爭看成是宗教信仰的表現，就意味著這是瞭解這一鬥爭的惟一途徑。義和團的排外主義經常被侷限於宗教的框架裏，但它也有宗教以外的意義，再者，也沒有理由懷疑有些義和團民在某些情況下受到真正愛國主義情緒的激發。基督教一方也是如此。把戰爭理解爲由宗教決定的事實不能阻止傳教士把它也理解爲文明與野蠻、進步與反動之間的衝突，儘管上帝在此點上仍然發揮著作用，因爲世紀之交的基督徒普遍認爲進步和代表進步的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上帝意志的體現[註解：Paul A. Cohen,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of History of China,Vol.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588-589.]。 衆所周知，歷史事件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在一種情況下這些解釋反映著一個社會的歷史的不同主題。例如，歷史學家研究17世紀末賽倫(Salem)巫術爆發的歷史事件時，就有幾種解釋的框架，包括了秘術的歷史，青春期的精神病理學，清教徒過分壓抑人性的習俗禮儀，西方社會中群體性歇斯底里癥和集體迫害的週期性爆發等等[註解：Paul Boyer and Stephen Nissenbaum, Salem Possess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p. xi.]。另一種情況下，隨後的歷史發展變化會改變以往事件的意義，新的解釋又從中産生。人們經常把原子彈轟炸廣島事件說成是核時代的序幕。顯然，這種說法是由廣島事件後核時代的産生而定。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如果不是幾十年後二戰的爆發，20世紀初的大戰就成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然，歷史學家可以自由地從不同角度闡釋往事，但是闡釋的有效性卻各不相同。這樣就出現了下面的問題：我們怎樣判斷闡釋的優劣？本文限於篇幅不能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希望我們在此點上能達成共識，即：有效的闡釋最起碼應多少反映事件發生時的現實，不管這種現實在當時能否清楚地感覺到。反過來說，我們應當力求避免探究那種看似有理，卻無實證支援的事件的意義。在研究義和團運動的過程中，我逐漸認識到，大陸史學家大部分認爲義和團運動是反帝愛國性質的運動的觀點，得不到史料直接和充分的證實；這種觀點曲解和錯誤地解釋了促使義和團行爲的紛繁複雜的動機[註解：我對此點在History in Three eys, chapter 9中已有充分的討論。]。而另一方面，我找到的一些證據，能夠證實義和團運動是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之間發生衝突的觀點；至於對外國人(及外國一切東西)的仇恨與恐懼這一極爲重要的觀點，則也有大量的證據。不過，這兩個觀點當時都包含在宗教語言裏，以宗教關於世界運行的前提爲基礎。因此如果我們想更全面、更準確地理解義和團與基督教的衝突，就像直接參與其中的人所感受到的那樣，我們就必須把主導雙方成員的宗教假設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上。 作者柯文(Paul A. Cohen),1934年生，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來源：《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義和團、基督徒和神 (intermargins.net) | |||||
义和拳，义和团与反基督教运动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义和拳不是一个武术流派或者拳种，而是一个民间秘密结社。 1899年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就是将民间非法私立的拳会编入了官办的乡团。将其合法化了。也有说是毓贤的前任张汝梅首提的“义和团”这个概念。英文称义和团的成员为Boxer 就是拳民。拳民的原意是指练武术的老百姓，但在义和团运动中，“拳民”是与“教民”对应的称谓。“教民”就是中国的基督教徒，而“拳民”就是专门反教民的人。 英国驻清朝公使窦纳乐，1900年1月向英国首相解释义和拳这个名称时说： “义”就是维护正义事业。 “和”就是成员应该团结起来 “拳”就是在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 而1899年到1900年间的，发生在山东河北山西地区的拳民烧教堂，杀传教士，杀教民的一系列事件，最后发展成拳民在北京围攻使馆区，导致了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的这一系列事件，中国历史一般称为“义和团运动”或者“义和团事件l西方则多称为“拳乱”或者“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 今天咱们就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义和团运动？ 为什么会发生义和团运动？简单说就是一句话；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这里说的基督教是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泛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天主教更多一些。 咱们先说一下背景。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交战双方是清政府对英法联军。虽然叫第二次鸦片战争，但其实与鸦片没什么关系。英国参战是因为 号事件。法国参战是因为西林教案，也就是马神父事件。1856年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林传教被抓，按大清律例传教违法，，所以西林 按例处死了马赖神父。法国政府以此为由发动战争并联合英国参战。中国历史称此次战争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但英国法国并不这么叫。 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并与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因为战争因马赖神甫传教被杀而起，所以在中法 虽然条约是和法国签的，但因为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保证，所有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也可以同样享受这些权利。这使得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会，教堂，神父，教士，教徒和教会财产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迅速发展扩张。 1870年前后中国大约有250名左右的天主教神父，到1900年已经上升到886名。 新教在1865年前后在中国有189名传教士，到1900年前后已经上升到3445名。 天主教的教堂和新教的传教点在中国更是遍地开花，已经有了几千座。 虽然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发展蓬勃，但是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当时在中国吸收教徒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到1900年.在中国大约有70万天主教徒，10万新教徒，合计按人口比例算还不到千分之二。 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入教，天主教会实施了一项以保护教民为核心的推广政策。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天主教教士们以保护教民利益的名义干涉地方政治和司法。教会甚至鼓励教民同非教徒打官司，因为教会可以对衙门施加影响做出对教民有利的判决。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会鼓励教民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德国圣言会的教士安治泰说：哪里有教民，哪里就会发生词讼。因为教民在教会的鼓励和庇护下动不动就打官司索要赔偿，结果一般都是胜诉。总理衙门在一份关于教士保护权的奏章中说，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教士责罚教民之事。 山东巡抚张汝梅说：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輒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而教士不查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也就是说教民把教会当成了护身符，横行乡里，欺负乡邻。一点小事都要诉诸官府报复，而且往往夸大其词，甚至造谣陷害。而教士不问真相，不查虚实，一味偏袒教民，甚至威胁地方官员。教士教会们不知他们越是这样嚣张，平民百姓对他们就越是仇恨。 张汝梅的话指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基督教的几十年在中国的自由传播，在中国社会制造了出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就是教民。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官民二元结构。而教民不是洋人，不是官员，也不是士绅，他们绝大多数是赤贫的农民或者贫困的手工业者，还有一些是市井无赖之徒看到有利可图则利用教会的身份保护，敲诈勒索，横行乡里。也就是说一些本来很穷的人和很坏的人，在“民”里都是底层和被边缘化的人，现在却在教会的庇护下，成了一个政治地位上的“特权阶层”。而在经济上他们拒不缴纳捐税，不为民间的各种传统节日出力或者捐钱。这使得非教徒就要分摊更多的费用，这对于本就十分贫困的农民而言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另外教会和教民也经常利用权势强行索要过高的赔偿。1863年到1869年六年间仅四川一省，教民纠纷中教民索要的赔偿累计达到26万两白银。圣方济各教会的神父们还利用条约中关于归还以前没收教堂财产的条款，要求地方政府归还以前一百年期间征收的房租和地租。从教会来看，这也并非不合理。本来属于教会的财产被没收。现在不仅应该归还财产，还应该归还没收期间的收益。但是条约是中央政府签的。教会现在找地方政府要钱，但地方政府没钱归还。这种说起来有道理但却无法执行的事情让地方政府和教会互不满意，互有厌恨。 另外在文化上因为教会要求教徒按照基督徒的标准生活，所以他们反对中国乡民的祖先崇拜，无视民间习俗和习惯，也反对和拒绝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所以说教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化使他们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另类。而这个另类在洋人的保护下我行我素，傲慢无礼，事事优先。使得他们成为了平民百姓，乡村士绅以及朝廷基层官员极其反感和敌视的一个存在。 从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间，需要最高级别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教民冲突就有四百多起。而地方解决的教案冲突总计要有几千起。1868年，河北东部的一个天主教神父报告说，仅在他负责的教区，他一年处理了二百多起教民冲突。所以在18世纪末的1900年前后，在全国各地敌视和反对基督教，是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民意和普遍的社会情绪。 但教会和教士是受条约保护的。地方官员如果同情或者支持反教民的行动，教会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给朝廷施压，就会威胁到官员的仕途。但如果官员偏袒教会和教民，又会失去百姓，士绅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同样会影响到仕途。所以在这危机重重的乱世之中，大多数官员都是在小心翼翼的维持一种左右逢源的政治平衡。这样一种政治策略在大多数地方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奏效的，但在一些矛盾和冲突极其尖锐的地区和突发性恶性事件危机处理时，地方官员就无法保持平衡，只能有所倾向，有所取舍。否则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但平衡一旦打破，也就意味着事态的发展不在控制之中了。而1899年1900年的山东就是这样的地方。 一方面德国在山东的急迫扩张使山东的地方官员陪感压力和抵触。另一方面山东的连年旱灾，农民生活极其困苦，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所以三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都采用了利用民意排外的治理策略。这样既可以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洋人，缓解社会压力。也可以起到遏制德国势力扩张的作用。 三任巡抚最后也都是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离职的。因为巨野教案。两名圣言会教士被杀而被革职。张汝梅，毓贤都是因为弹压大刀会不利和纵容义和团而被革职。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义和拳在山东迅速发展成有组织的甚至合法化的反基督教群众运动。 所以简单说就是在18世纪末的1900年前，全国各地都有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反教会反教民活动，但基本都是民间自发的，难以形成规模和持久的影响力。而山东的反教会反教民的义和团运动，开始也是民间自发的反教民抗议，但其后被权力所利用，在权力的支持下得以迅速壮大。而后又被更高的权力所利用，得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和破坏力。 比如山东巡抚毓贤，在山东支持义和团做大的是他，但被革职后处死义和团两大首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的也是他，杀完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到京城向慈禧上奏主张招安义和团的还是他。予取予夺，完全将义和团操弄于掌股之间。 比如毓贤的继任者袁世凯到任后与毓贤的做法不同。主张严格取缔义和团。但他取缔义和团的理由并不是义和团反教会反教民，而是宣称义和团和白莲教有关。而白莲教是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结社，这等于是给义和团安了一个反朝廷反大清的罪名。而义和团的口号一直是“扶清灭洋”的。这完全是个颠倒黑白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取缔和镇压，义和团在山东逐渐沉寂。开始转入河北，天津一带。而直隶总督荣禄一方面他是慈禧的死党，所以他从不公开反对慈禧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端王载漪的政敌，所以他又要反对他们利用义和团向洋人开战的主张。所以义和团只是个权斗中被摆来摆去的棋子。一会儿放出去，一会儿收回来。也正是因为荣禄的这个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的互博，使事情最后没有闹到无法收拾的结局，让大清朝又苟延残喘了十来年，否则1900年大清朝估计就到头了。 所以义和团运动从始至终背后都有权力之手的操控。虽然义和团中不乏装神弄鬼的骗子，偷鸡摸狗的无赖和打家劫舍的暴徒。但裹挟其中的绝大多数是走投无路，被旱灾和饥饿折磨的绝望的农民。美国公使康格说：“旱灾使庄稼无法耕种，人们穷困潦倒。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和绝望的游民。他们随时准备加入任何组织”。英国公使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上几天雨，消灭了农村的旱情，这些拳民就会回去种地了。这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慈禧太后为了利用这些农民，已经准备给他们发粮食并且悬赏杀洋人了。 所以民间反抗，只有在权力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发展成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但成为权力斗争工具的群众运动，最终也会变成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义和拳，义和团与反基督教运动_腾讯新闻 (qq.com) | |||||
這句已有意把義和團阹「愛國烈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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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会和教士是受条约保护的。地方官员如果同情或者支持反教民的行动，教会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给朝廷施压，就会威胁到官员的仕途。 在教民與鄉民官非上, 地方官為保官紗偏幫教民。 不盡是教士干擾司法判斷囉 另一方面山东的连年旱灾，农民生活极其困苦，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所以三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都采用了利用民意排外的治理策略。这样既可以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洋人，缓解社会压力。 說明排外情緒是有幕後黑手編導, 大力煽風。 (修例風波, 也是如此) | |||||
研究員長篇大論後的結論 | |||||
但是論真正消滅基督教，還看共產黨治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消滅基督教，更消滅了本土傳統宗教倫理，可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到今日中國，利用「三自教會」將教會壓在統治之下，暫時也尚算受控。 為何日本在徹底禁教後，又容許基督教再次萌生？中國在消滅基督教後，現在又三自呢？除了基督教在世界上公認是正統宗教，要做個文明國家很難長期禁絕之外，不排除有些人真係有信教需要，又或者需要利用基督教來制衡另外一些力量。 我不是歷史學家，對義和團的研究也只是業餘，唯有得閒再睇下有咩新見解啦。 | |||||
在6月30日和7月1日兩天之內，保定府殺了15個新教傳教士後，天終於下雨了。在義和團看來，這證實了他們事業和行動的正義性 天主安排得好奇妙呀！ | |||||
你拿這個來站台: 在6月30日和7月1日兩天之內，保定府殺了15個新教傳教士後，天終於下雨了。在義和團看來，這證實了他們事業和行動的正義性 說明你本身也頗迷信 | |||||
仲有周漢：https://amp.exchristian.hk/forum/index.php?action=thread&tid=7287 雖然地域上有距離，不排除有關書籍單張傳到山東那裡去。 | |||||
不嬲我都話係慕道者啦。 | |||||
大陸收回教育權, 成績如何? 80年代還要找有心人捐錢來為偏遠地區辦希望工程。 香港教育由教會分擔, 教會學校就是名校, 今日還享此美譽。 誰是成功? | |||||
在這方面, 你都幾「哈佛專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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