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會來華辨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西方教會傳教士本是配合歐美帝國主義侵略殖民的工具，他們來華辨許多教育機構的目的，依現有一些已公開的教會文檔顯示; 1.這些人不是真心喜愛中國，願使中國受到更好教育，擴大文明與幸福，反是企圖來矮化中國文化，讓中國人顯的自卑， 2.是使中國基督教化，人人變成奴才，成他們教會大大歛財與性侵的對向， 3.培養一些未來政治精英，成為歐美白人御用家奴，唯教會馬首是瞻，成擴大他們教會的一股勢力。總括一句，就是有目的的來華辨校，卻不懷好心眼。 現有一些教徒為了遮掩家醜，就會以似是而非的文章，企圖混淆美化過去，說什麼基督教對中國現代教育改革做出重大貢獻，雖也是小部份事實，但面對一大批要來強暴你的人，你能感謝並還要對他們留下的衛生紙歌功誦德嗎? 以下是這些基督徒來華辨校目的的真面目(本文參考許多資料並編排摘選，恕不一一例舉) 鴉片戰爭後的百年，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動盪與巨變的時期：清庭式微、帝國殖民主義肆虐、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都充分顯現出來。許多傳教士擔任列強在華侵略的間諜與前衛，他們來中國興學的目的是「征服整個中國，使其服從基督。」;教會人士也坦然直言，「以基督教化為目標和科學辨醫院為傳教利用主要工具」「擴展教會在中國的勢力、捍衛中國教會利益為標竿」，「取代儒學的地位，影響整個中國」，他們否定中國人，以中國人是「驕傲、愚蠢、恇怯、欺誑、暴虐、貪私、因循、游惰」落後的民族。 根據基督教傳教士1877年大會決議，由基督教在華各教派於上海聯合組成「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原名「益智會」）的主要任務，即是為各教會學校聯合編寫教科書。當時推舉了包括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丁韙良、狄考文等為委員，負責編寫、組稿與出版事宜。用了大部分力量編寫學校宗教教科書，如初小用的《教會三字經》、《耶穌事略五字經》、《聖道問答》等，高小用的《福音史記課本》、《舊約史記課本》《要理問答》等。此外，他們也編譯了一些中國近代早期的自然科學教本，例如：狄考文的、《心算初學》、《筆算數學》、《形學備旨》、《代數備旨》、《振興實學記》、潘慎文（A.P. Parker）的《八線備旨》等。這些科學教本編寫的主要目的是便利宣揚宗教，「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成立之初，就規定以宣揚宗教為編書「最重要」的原則，{按:科學書只是他們偽裝 利用掩飾的附屬指月工具，熟悉科學歷史源頭的都知，現代科學是來自希臘多神教文明，與基督教無關，基督教反是反科學，迫害的先鋒)： 這些書編成之後，無疑地必然會被本地學生和人民所採用，所以最重要的是：這些書除了嚴格的科學性外，應當抓住各種機會，注意到上帝、罪惡、贖罪這些大事。』 作為十九世紀最有名望和影響的傳教士教育家狄考文曾大談辦教育之重大意義，「造就能把西方文明引進中國的領袖人物」，「它是與中國高階層人物接觸的最好手段(按;也就是培養日後的崇洋奴)」 號稱「萬國公法專家」在侵華歷史飾演過重要角色的丁韙良，在其編寫的《邦交提要》中，稱：「公法」只能用作保護「有化之國、自強之國」，許多東方無「教化」的民族，如印度、緬甸等國為英國所滅，乃是「公法」所許可，因為這些國家民族「內政不修，外交不明，營私舞弊，氣象愁雲慘霧．．．．」，已經 「不得為國」，所以可以將它們「覆宗絕嗣」，加以毀滅。 『這個國家裡的醫學（指中醫，印度傳統醫學），沒有任何光明，甚至一丁點兒，．．．中醫的診脈，不是建立在血液循環理論上，而是建立在虛幻的陰陽五行前提上，而這個前提則是完全錯誤的。』 『中國的文化，是錯誤的歷史、錯誤的科學、錯誤的地理、錯誤的年代、錯誤的哲學、錯誤的教育等等，唯有將西方模式移植過來，才有可能將中國帶入文明與我們基督教所奴化。』「儒家不信上帝，只講人倫道德，不講天倫宗教，應使中國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這就不難理解：何以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對傳教士興學存在更多的是指責 與謾罵。 1932年、美國平信徒調查團在中國調查教會所辨的教育時，已坦白承認：「宣教事業，其目的在使基督教征服世界，是一種含戰爭意味的慈善事業。我們以為：世界上只有一種救法，就是世界上一切的人，都當敬拜耶穌。」其辦學宗旨也明確要求為「促進基督的事業」 1858年6月18日、美國與清政府簽訂〈傳教寬容條款．第二十八款〉規定： 耶穌基督聖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凌侮欺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 曾參與中美談判的傳教士衛三畏在簽約之後，他曾說：「感謝上帝，使條約中增加了這些條款；如果中國人完全搞懂這四條宗教自由條款的全部含義，他們絕不會在任何一條上簽字。」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坦白表示： 為今之計，列強當以瓜分為最後之一定目的，而現時當一面設法，順中國人之感情，使之漸忘其軍事思想，而傾服於我歐人。如是則將來所謂‘黃禍’者，可以煙消燼滅矣。 同治三年（1864）、由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在山東登州創辦蒙養學堂，蒙養學堂原是教會小學，1873年起設置中學課程，1876年正式改名 為文會館，是當時著名的教會學校。1904年、文會館遷至山東濰縣，改名為廣文學堂，1917年，逐步擴展為設在濟南的齊魯大學。 狄考文是文會館的首任校長，當時稱為監督，1895年卸任。登州文會館辦學目的，與其他教會學校一樣，「固無日不以宣道為目的。」它的宗旨是「道德其一，學識其二。」他所謂道德，是指學生必須接受基督教的灌輸，成為教會的忠實信徒；所謂學識，是指學生要接受傳教士的訓練，為擴展教會勢力、捍衛教會 權益服務。學校的課程，「實以經教為基礎，即平日言行亦必以聖道為標準，而於安息日督禮儀，稽道宗，尤不少寬假。」至於課程安排，宗教教育居首要， 狄考文於1877年和1890年、兩屆「在華基督教傳教士大會」上，均提出基督教學校應當注重科學教育。在1877年的大會中明確宣稱：「如果科學不是作為宗教的盟友，他就會成為宗教最危險的敵人。」他要求教會學校不要讓「異教徒或基督教的敵人來先開動這個強大的機器，以阻礙真理和正義的發展。」 在1890年的大會上，他說：「如果我們要取儒學的地位而代之，就要準備好我們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學來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士大夫，因而能 取得舊士大夫階級所佔的統治地位．．成為社會上和教會中有勢力的人物。」 狄考文 1896年，狄考文在「中華教育會」第二屆大會上。他並列舉教會學校應當重視自然科學的三大理由：『首先，學習科學可以破除中國迷信；其次，注重科學可以使教會學校出名；最後，開設科學可以使教會學校畢業生更有能力，進而掌握中國社會，朝西化方向發展。』 『傳授西方科學知識是教會學校的課程之一，除因要對中國經濟侵略，以及逐漸增多的資本輸出，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在中國就地取材而開設各種工廠，需要一些懂得科學技術的人才，因而有必要在教會學校開設數理化和工業方面的課程；同時，將科學知識，納入宗教的軌道。』 『使學生能成為社會上和教會裡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領袖。 『不論那個社會，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勢力的人，他們會控制社會的情感和意見。作為傳教士來說，如果我們徹底地訓練他們出了一個人，使他能在一生中發生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響，就可以勝過半打以上受過一般教育不能在社會上有崇高地位的人。．作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階層，如果我們要對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們就要訓練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利用科學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從而能取得舊式士大夫所佔的統治地位。』 卜舫濟說得更為清楚： 我們的學校和大學，就是設在中國的西點軍校。．在我們學校內，我們訓練中國未來的教師和傳教士，．使他們成為中國未來的領袖和指揮者，給未來中國施加最強有力的影響。 用基督教和科學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因而取得舊式士大夫階級所佔的統治地位為西方利益服務」「給未來中國施加最強有力的影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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