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漫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片思 楊寬情
商紂王之所以被說得如此的壞，其原因也許是周人在推翻商朝之後，要盡力的把紂王的壞處說盡，才能越發的彰顯出他們“革命”的“正義性”。單單靠讀《二十四史》文字上的東西，對於中國歷史及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趨勢是不可能把握住的，讀今人所編的通史之類的書籍更是不可能。毛澤東在《賀新郞·讀史》中說“三皇五帝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是很精闢的。所謂的“英雄豪傑”、“風流人物”也不過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擾亂蒼生數十年”罷了。今天的政治也即是明天的歷史，思考八九年大學生的行為，覺得他們還是有些天眞的。 二、中華民族的粘合劑——文化 歷經朝代變遷、外族入侵，中華民族始終能立於不敗之地，即使平時是如人所言的“一盤散沙”，但在危急時刻又往往能萬衆一心，衆志成城，其原因在於炎黃子孫同文同種的文化。秦始皇對於中國歷史最大的貢獻也即為此。 但隨着清末國勢的衰微，有人盲目的主張抛棄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些祖宗留下來的寳貴財富，尤可悲的是這種盲目主張得以施行，更可悲可笑的是一些“先進的人物”在西方大講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到了中國就講中國傳統文化為落後，大講所謂“西洋哲學”。今天，隨着國力的增強，中國的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重視，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熱心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此時，有些國人才開始回過神來，跟隨着外國人的腳步硏究起自己的文化。我認為，眞正有益於未來的共和國的事情應當是對中國文化恢復和建設。管子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前人打下“倉稟”與“衣食”的基礎，後人所做的應是“禮節”與“榮辱”。 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我似乎對中國現行的正統敎育制度是極不適應的。後來到北京唸書，對於我來講好像是命運中的一種注定。在這個過程中，是一個用書中知識嘗試着來觀察、解釋人生與社會，並因為兩者之間的矛盾而思索的痛苦。而在經過學習上的壓力和心靈上的折磨之後，慢慢的有一條路越來越清楚的出現在自己的面前：一個有志於在未來中國社會有番作為的靑年除了具有紮實的專業知識外，有幾本書是値得仔細玩味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經》、《老子》、《莊子》、《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選》、《唐詩三首詩》和《唐宋詞選》。這幾本書是最基本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一部，其中也有中國文化的源頭。所謂的做學問要“有本而來”，我想，這個“本”應在其中。 三、由雍正所想起的 如果不講民族問題，滿清的二百六十八年江山是足以和漢唐媲美並肩的，甚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漢的“宦官”與“外戚”，唐的“藩鎭”之類的歷史敗筆在清代是沒有的。若要究其源，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居安思危。孟子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對一個國家民族來說眞是千古不易的眞理。滿人對於自己能否坐穩以漢人佔人口絕大比例的江山是始終沒有把握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除了說明他們的野蠻，更深層次的則是他們內心的恐懼。從早期他們對漢族官員的控制和在太平軍之時被迫放手起用，卻又戒心重重，亦可看出他們內心深處的畏懼。這種憂患意識從皇室對皇子們敎育的嚴格程度上也能體現出來。所以，縱觀清代歷史，沒有昏君暴君，只是皇帝們的治國能力或大或小，命途時運或盛或衰。 二是早期帝王們的奠基。“康乾盛世”為清朝三百年的統治夯實了堅固的基礎。對於“康乾盛世”的形成，我更注重雍正的作用。為什麼？康煕以“孝”、“仁”治天下，在其統治期間，社會承平日久，如果沒有雍正的“鐵腕”或說“殘暴”來加之以威懾，社會因“承平”而產生的弊病會日甚下去，那麼也就不會有後來乾隆“十全老人”的自詡，因為乾隆的治國理念與其祖父康煕是很相像的。清代自嘉慶時開始衰落，從中更可看出，所謂的“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治天下“寬猛相濟”的道理。當然這裏僅談“人治”，即注重個人的作用。一個社會的變遷當然會存在許多非人力所及的因素，如中國古代講的“氣數”或“運數”，用今天的話應該是“社會大環境”或“社會形勢”。 四、佛、道敎存在的積極意義 初去太湖靈山大佛遊玩時，就注意到一面壁畫，上面畫的是釋伽牟尼在菩提樹下戰勝各種妖魔而成佛的故事場面。當時是沒有往深處思考的，直到今年寒假裏，時隔已三年了，突然感覺到：這個世上原來是沒有什麼妖魔的，這個妖魔就是人心中的各種慾望。征服天下的人是英雄，而征服自己心中各種慾望魔障的人，在儒稱聖，在道稱仙，在釋則是佛了，正如儒家講“自立立人，自達達人”，道家講“勝人者力，自勝者強”。在去無錫市的車上，我把這個想法吿訴父親時，司機聽了不住的點頭會意微笑。父親認眞對我說：“你開悟了，許多和尙修行很多年還不知道這個道理呢！”不知又從何說到萬里長城的高，我說：“其實，在歷史上，萬里長城僅是個擺設而已，從來沒有起過眞正禦敵的作用。一個國家只要內部不亂，外敵是不能輕易攻進來的。只有自己內部出現問題了，外敵才有殺進來的可能性！”父親、妹妹、司機聽了不住的點頭。而不論是道敎還是佛敎，都是主張禁慾的，克制自己的慾望，征服自己。我想，如果把這種自制的思想擴大到整個社會，社會成員都加強個人的修為，那麼這個民族就是一個自強不息生機勃勃的民族。當然，這只是個美好的願望，能夠有一小部分人，哪怕很小的一部分人能做到就已很不錯了。 五、科舉時代與現代敎育制度的簡單對比 現在中國高校裏的中文系、哲學系、歷史系等都是仿照國外的。在此之前，中國文化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說的是司馬遷用如詩般的文筆來記述歷史。其實司馬遷的歷史哲學思想，也同樣滲透在行文的字裏行間，包括他的經濟思想同樣也滲透在文章如《貨殖列傳》之中。還有杜甫的詩，被稱為“史詩”，其原因不單單在於他的詩反映當時的歷史情形，我認為更主要的是詩的背後隱藏的詩人對命運對歷史的思想。同樣，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中也無不蘊藏着作者關於小至人生命運，大至社會歷史的思想。也基於此，加上“學而優則仕”，中國古代的大政治家們往往也是文學家、詩人、哲學家。這是傳統敎育的長處之一，我認為。 有意思的是古代敎育過於重視“道”，把“器”視為“奇技淫巧”，即使是書法繪畫——這些在今天被視為高雅的藝術，都被稱為“秀才末技”。那個時代注重的是“格致誠修齊治平”，所謂“經天緯地”的大學問。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科技的落後，製造了一些只會搖頭晃腦讀聖賢書的腐儒，以至有後來清末的屈辱史；而今天則相反，過於重視“器”。鄧小平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很多人視“道”為無用，學“道”者不容易得到“飯碗”，上層的決策者們也大都是工程師出身。這好像又是一個極端！為中國所特有的極端。當然，這種現象在中國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的，在現階段也是極正確的選擇。因為中國亂了一百多年，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來發展經濟進而打好社會發展所需的物質基礎，解決社會成員最基本的物質需求，而維持這種社會局面，由求眞務實、踏實苦幹的工程們來進行無疑是上上的選擇。但之後呢？我個人認為工程師治國最大的短處莫過於缺少對中國歷史的宏觀把握及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對中國未來的戰略思考，這樣的人物，除了對專業知識精通外，還需要對中國史哲知識有精深造詣，對中國社會人情有深刻練達。 還有一個對比，中國古人雖然過於注重“道”，而輕“器”，但是“道”其中的關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之類的思想對於人類生存所依賴的環境的重視和保護則是極到位的。也許，他們不是不注重科技，而是深知科技並非萬能，出現了科技帶來的便利必然會有其弊。萬物皆為相對，這點老子講的再明白不過了。科技給人類帶來極其便利的同時，也帶來史所不及的危害。尤為可憂的是，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影響。如果只求科技帶來的便利，而把生命賴以生存的環境毀壞了，是否有些得不償失呢？比如，一個人為取暖而烤火，但卻把房子給燒掉了；或如“飮鴆止渴”呢？ 最好的做法莫過於兩者的結合，即以中國傳統文化指導科學技術，也即是“道”與“器”的統一。古人云：“知之已艱，行之維艱”，具體的實踐還是需要上下求索的。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09-12/07/content_400499.htm 六、政治與經濟、文化的關係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即經濟是決定政治的。然而，單單的經濟決定政治是不夠的，政治的決定因素應該還有文化。都知道，人之為人其原因之一在於文明，而文化則是文明的主要且具體的表現形式之一，或說是文明之載體和依託。沒有文化的經濟恐怕算不得是經濟，只是猿群的簡單生產和相互交換，在此基礎上也不會有政治的出現，只是猿群內的統治和支配。 只有在經濟和文化共同作用下才可能有政治。若將社會比作一個自行車，那麼，政治則是車把，經濟和文化是兩個輪子。車把掌握着方向，兩個輪子起支撑和行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