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士康事件说起
与此同时，我们却听到一些匪夷所思的解说，有人说富士康员工的连环跳楼事件是因为第一个员工自杀后获得三十多万人民币的抚恤金，因此引发其他员工的自杀动机。但这种歪曲事实的说法，叫人难以致信。虽然富士康员工的薪金实在很低（约为九百多元人民币），但无论如何，生命的价值又岂可以三十多万来交换。当然，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曾见国内有工人为骗取工伤赔偿而自残肢体，即使如此，自残肢体仍然与轻生有天渊之别，怎可混为一谈？再说，这是十八个人的连串行为，不是个别事件。因此上述说法，若非有意抹黑，就是极为轻率、完全妄顾死者尊严和家属亲友感受的言论。 不过，若从另一角度反过来看，抚恤金太高之说也正好反映国内民工普遍所面对的极度差劣的工作条件和前途暗淡的悲哀。想不到正在强势崛起的中国，竟然还存在着这种血汗工场，而且这些情况并非发生于小型山寨式工厂中，而是雇有八十万员工的巨企，加上早前本田厂房的罢工事件，更显示并非独立个别情况。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一如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经济起步时一样存在大量贫穷工人。 笔者是五十后，也曾亲身经历五、六十年代的艰难岁月，但可以肯定的说，当年日子是穷但不算苦，因为苦是心理上感到孤独、被遗弃、无助和绝望的感觉，但在当时，穷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当然富人是有的，但比例上太少也太遥不可及了，所以穷日子是正常人的日子，没什么大不了，更不会有相形见拙，自惭形秽的感觉。况且当时基本物价平稳，经济发展使人们会感到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上来的。反观今日的中国，很多人在赤贫边缘挣扎，相信绝大多数港人都到过深圳，物价几乎与香港看齐，试问千多元月薪如何生活。但另一方面国内物价高涨，楼价飞升，富豪生活奢华，挥金如土，贫富悬殊的尖锐对立已非纸上的一个坚尼系数，而是每天耳闻目睹活生生的现实。再说，今时今日的中国怎能说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呢？ 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教宗最近发表的《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也有更精准的评述，本笃十六世提到，一如若望保禄二世所观察到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分野已不如《民族发展》通谕发表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么清晰。世界财富的绝对值不断增长，但不均等的现象却有增无减。（22）以致“在某些较穷困的区域，却有一些群体享受着‘超前发展’的待遇，他们的浮奢及消费主义行为，与当地周遭持续出现的人性受损所产生的对比，绝对使人无法接受。”（22） 处此情况，试问国家如何可以长治久安，社会怎能和谐共处呢？ http://www.ccccn.org/article/other/wenzh/qt/2010-06-12/7034.html 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http://www.hkj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