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與美國文化的終極PK 龔 剛
他論證說，歐洲和中國文化都是具有偉大歷史分量的文化,當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厚文 化（Profound Culture）傳統相會時能夠產生互相反思能力的最大化發展。而且，有厚文化背景的歐洲和中國屬於同等的文化階級，儘管文化風格 非常不同，但都各自擁有永遠値得硏究的深刻觀念。這種文化階級上的親和力比家族相似的親和力要更深刻。相比之下，美國大衆商業文化與歐洲傳統文化或者中國 文化之間都缺乏這種深層的親和力，缺乏在深層上可交換的文化資源。尤其是，美國文化具有“向下看齊”的文化結構，這種大衆文化對任何其他文化都是破壞性 的，因此缺乏文化合作的意義。 很顯然，趙汀陽試圖建構的以“歐亞”概念為根基的“好的知識”體系，是以他對一個“好的世界”——亦 即理想天下——的靈魂視力為前提的，或者反過來說，他對理想天下的靈魂視力在“歐亞”概念中得到了顯現。具體來看，他主要是從文化角度給我們描述了理想天 下的“善好”特徵。他指出，“好的文化”有着“以高貴德性、深刻思想和卓越品質所導向的整體精神境界”，也就是必須有着“向高貴和卓越看齊”的內在結構， 否則生活就必定走向低級趣味和庸俗品性。 趙汀陽把上述文化結構稱做“柏拉圖結構”，作為其對立面的文化結構則是美國式的“向下看 齊”的文化結構。他甚至有些危言聳聽地指出，“美國所製造的大衆庸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腐蝕了世界人民的心靈，毀掉了對高貴、卓越、精緻和深刻的文化追求， 再生產了全球性的簡陋心靈和低俗趣味。假如沒有甚麼根本性的改變，美國文化將會是對歐洲文化的終結。” （上）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08/18/content_499157.htm 從趙汀陽對中、歐“厚文化”與“好的文化”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對理想天下的文化定位：這應當是一個以精英文化為主導的，以高貴的快樂(noble pleasure)為趨尙的世界。這當然不同於柏拉圖對貴族政治的推崇，但在精神實質上卻是一脈相承。 趙 汀陽在一個注腳中透露出了這一訊息，他說，“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亞里斯多德都看不起民主制度，理由是民主制度不是以卓越品質為追求目標，而以個人自由為 目標，這就必定鼓勵了墮落和庸俗的生活。”這就意味着，趙汀陽基本上是在柏拉圖揚“貴族政治”而抑“民主政治”的運思邏輯上看待民主制度的，而且他還明確 地把民主制度看成是以“簡陋心靈和低俗趣味”為特徵的美式大衆庸俗文化的制度基礎的。這就逼迫趙汀陽回答以下問題：何種政治制度可以作為“柏拉圖結構”的 護衛者？如何對抗所謂美國文化的“腐蝕”而向全球推行“柏拉圖結構”？ 顯然，我們不應該因為崇尙精英文化而開倒車到重建貴族政治的 程度，在現代公民社會，每個人的價値、尊嚴和權益都必須得到尊重；我們也不可能來一場全球規模的文化“聖戰”，否則就要陷入亨廷頓“文明衝突”論式的對抗 性思維，而這種關於全球政治格局和未來趨勢勾畫的思式正是趙汀陽所反對的。如他所說：“亨廷頓的論點是一種後冷戰的對世界未來缺乏善意的期待。目前各種文 明之間確實存在着某些衝突，這是事實，而且有跡象表明這些衝突還會繼續，因此亨廷頓不是在胡說。可是，僅僅說出一些事實是不夠的，這不是思想，甚至不是一 種有意義的期待”。“有意義的思想必須同時是關於未來的一種積極的和善意的理念，如果不能說出希望之所在，又有什麼意義呢？” 可以 肯定的是，趙汀陽的“歐亞”概念和理想天下之思確是一種“善意的理念”，其“善意”尤其體現在他所試圖型構的理想天下的德性內涵。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評 述趙汀陽理想天下之思的德性內涵：一是扭轉文化與精神領域的“低賤反對高貴”的現代性運動趨向，而使人類的生存復歸於面向至善、高貴與幸福的古典精神；一 是將亨廷頓式的文明衝突與持久對抗的“缺乏善意的期待”轉化為康得式的對和平聯盟和永恆和平的道義期許。（中）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08/24/content_501315.htm http://tw.myblog.yahoo.com/jw!oedwjXeaHygk8D8nGDC8/article?mid=12584&prev=9127&next=125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