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啟蒙歷程 |
日期： 2008-07-23 |
| 作者： 鄒峰 | 來源： 胡派自由主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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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我現在自稱是自由主義者，因為我認同了大部分的自由主義理念。 我從懵懂無知的孩子，到一個被全面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的學生，到一個憤怒的青年，再到一個基督徒，由於思考好人和壞人的問題，開始對儒家思想感興趣，最後成了「胡派」自由主義者，中間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試圖在這裡自己理一理，順便也練練筆。 1. 童年的啟蒙我的自由主義啟蒙應該是從童年開始的，而且是和我的外婆有關的。 我的外婆是一個普通的裁縫和家庭婦女。生於1916年，經歷了民國、抗戰、解放後的一系列運動一直到去年以90高齡去世。她念過小學，算是粗通文墨，又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說幾件簡單的事情來說明她對我的影響： 我的小學階段正是大談階級鬥爭的時候，太平天國和所有的農民起義者都被描繪成了正面的形象。而我的外婆曾經聽她的長輩們說起過「長毛」是如何的燒殺搶劫，無惡不作。她的描繪顯然是和我接受的教育是完全衝突的。 高大全的農民起義者成了殘忍的暴徒。 另一件事情是她說起日本人來的時候的故事。日本兵剛來的時候確實是亂來的，看見花姑娘就搶。當時我的外婆正懷著我的大姨，便和家人一起躲到鄉下。後來小鎮上有了維持會，專門負責和日本人接洽，日本人如果有甚麼需要，會通過維持會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包括花姑娘的問題）。後來小鎮的生活就慢慢恢復了秩序， 我外婆也帶著在鄉下出生的大姨回到了鎮上。我的外公家裡還住過幾個日本兵，其中有個叫佐佐木的，特別憨厚實在，還特別喜歡小孩，經常拿出糖果來給我大姨吃。 我小時候最喜歡看的小說就是描述抗日戰爭的，像《敵後武工隊》，《鐵道游擊隊》，《小英雄雨來》。小說裡面經常會出現我外婆說過的「維持會」，但是「維持會」就是漢奸的代名詞，是小說中抗日鋤奸隊的剷除對象。 在我外婆嘴裡造福鄉里功勞不小的「維持會」，是投敵賣國的漢奸。而電影裡凶神惡煞的日本鬼子，成了善良憨厚的中年男子。 最後一件事，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我外婆所在的小鎮上有個特別省吃儉用，又吃苦耐勞的老實人。我外婆說只見他一年到頭穿的都是打滿補丁的衣服。就在49年「解放」前，他用省下來的積蓄買了幾畝田。結果就被打成了地主，被一槍斃命。在我受過的教育裡，地主都是穿著綾羅綢緞，叼著水煙袋，帶著狼狗。還有狗腿子跟在後面，拿著皮鞭惡狠狠地抽打長工。 我怎麼也無法把我外婆說的這個可憐的老實人，和「地主」這個詞聯繫起來。 我說的這些外婆對我的影響，當然還不能直接和自由主義掛上鉤，但是至少讓我腦子裡有了獨立思考的種子。好人與壞人，在我腦子裡開始模糊起來。 我是1973年上小學，在我外婆對我自由主義啟蒙的同時，我在學校裡經歷了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批水滸和宋江的投降主義、批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批四人幫。每次寫作文其實都是寫批判文章，似懂非懂地從報紙上抄一些話交上去算數。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上初中，其實那段時間我們國家經歷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我家隔壁有個阿姨在恢復高考後考上了師範學院的中文系，回家的時候帶回來《假如我是真的》這樣的文學作品。還向我們描繪了當時有人在校園裡演講和競選人民代表的場面。因為我畢竟還小。那一次的思想解放運動對我並沒有甚麼影響。 2. 大學時代的啟蒙1983年我考上浙大，那段時間高層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非常激烈。西方媒體用中央開會的時候，代表們穿中山裝還是西裝，來判斷哪一派佔上風。而我們則經歷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等運動。當時鄧麗君的歌曲是精神污染的代表，標準的說法叫「靡靡之音」。在台灣對現實批判的羅大佑、蘇芮被介紹到了大陸，成了我們這一代的音樂啟蒙。「龍的傳人」侯德健則直接來到大陸定居。（大陸當時最紅的歌手程琳嫁給了侯德健，稱他為侯哥，讓我不禁想起八戒） 86年底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爆發了學生運動，上海的學生響應起來，到人民廣場靜坐，這次運動影響不算大，很快就平息了。結果是胡下台，趙繼位，方、劉、王三個老右被開除出黨。 87年的大概五月份，我在校園裡偶然看見一個通告，有一個叫許良英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員有一個系列講座，講座名字我都忘了。因為那時課程很鬆，無聊得很。我就去聽了。而且一聽就是4次。那次的系列講座成了我思想啟蒙的重要環節。 他是浙江黃巖人，口音比較重，好像身體也不是很好，所以講話聽得不是很清楚，幾乎沒法記筆記。在浙大建築系4樓的一間小教室裡，一頭白髮的許先生給了我民主和自由的最早啟蒙，可惜現在能夠寫下來的東西已經不多了：
多年以後，茅於軾提出精英治國的概念，引起爭論和質疑，其中一個大問題是誰來界定誰是精英，我想不管怎麼界定，只會畫圈的肯定不是精英，而且讓他們去勉為其難做很難勝任的工作，對他們其實也是一件痛苦和難堪的事情。那個睡著了的廳長，如果在一個公平、富足的社會，可能寧可做一個快樂逍遙的卡車司機。 以上這些東西也許在現在看來是稀鬆平常的信息。但是在20年前，對一個受了共產黨10多年教育的我來說，是全新的東西，甚至有些駭人聽聞。 1988年，我大學畢業，繼續住在大學校園裡。那一年我買了一套四本梁實秋的散文集，魯迅筆下的乏走狗，居然是那麼有趣、博學，文筆簡練清新，我開始喜歡這種生活化的散文。由梁實秋開始，我又看了林語堂、周作人、李敖的一些東西。好像很多都來自湖南文藝出版社。 89年3月，胡耀邦去世，最後引發了舉世矚目的春夏風波。現在回頭看看，那只是一場熱熱鬧鬧的運動而已，對於厭倦了平淡生活的人們來說，相當於一次持續兩個月的狂歡節或者嘉年華會。對我的思想啟蒙並沒有多大的影響。 當然，對於那些真正熱血的理想主義者來說，這樣說好像太不負責任了。戴晴在博客中說了，這次風波真正的利益收穫者是那些逃到美國，或者正在為綠卡犯愁的中國人。 其餘的我們，其實都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順便提一下，88歲高齡的許良英先生最近獲得了薩哈羅夫獎。 3. 基督徒的體驗大學畢業後的一段時間裡，覺得生活一下子失去了目標。我有個姑媽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她希望我也信仰上帝和耶穌。那個時候我還產生了出國留學的念頭，所以也同時開始學習英語。 一次我跟著幾個年輕的基督徒一起參加了一個家庭聚會。正好那次聚會來了一個美國的傳道人，他介紹自己是因為在羅馬尼亞受到迫害，逃亡到美國的信徒，剛到美國的時候一句英語都不會，結果神帶領他創造了奇跡，一年以後就可以用英語講道。神帶領他憑旅遊簽證來到陌生的中國，並且找到的中國的教會來傳道。給大家做翻譯的是一個年長的外科醫生，他在翻譯「旅遊簽證」(Tourist Visa)的時候卡殼了, 我趕緊給解了圍。 那次的經歷給我感覺非常好：發現去教會既可以瞭解當時覺得很神秘的基督教，又可以學習外語，還有機會和外國人直接交流，練習聽力和口語。現在可能這樣的機會很多，但是在20年前，情況是大不一樣的。 我開始一邊學英語，一邊看聖經，有時候去參加聚會。耶穌的一些話確實深深地打動了我，而聚會前的唱詩，在一位姊妹嫻熟的鋼琴伴奏下，也常常令人感動。我曾經為幾個美國牧師的佈道做現場口譯，而且感覺很流暢，真可以說是「有如神助」。其中一對美國老年夫婦在香港居住並佈道很多年，能聽懂一些中文，但是他沒法用中文來演講佈道。那次他講完以後，他們夫婦兩人同時握著我的手表示感謝。而且告訴我，我的翻譯非常好，非常受神的祝福。因為我知道他們能聽懂一些中文，所以他們對我的肯定讓我覺得特別高興。 我理論上可以說已經成了一個基督徒，但是我沒有辦法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那樣去投入地禱告，淚流滿面地認罪。因為我只是把耶穌看成一個偉大的聖人，我無法相信那個上帝會真的聽我的禱告。多年以後我才明白，我信的上帝不是一個人格化的上帝。 教會和自由的關係應該說很複雜。在歷史上，既有教會藉著上帝壓制人權和自由，也有宗教領袖和改革家憑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樸素理念推進自由和人權。 耶穌說：愛完全了律法，在愛裡面，你們是自由的。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信仰意味著清規戒律，意味著不自由。 說幾件有趣的事情吧：聖經裡面耶和華反覆強調，你們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別的偶像（也是十誡之一），所以對基督徒來說，應該遠離拜偶像。所以當有個基督徒說到「臨時抱佛腳」的時候，可能有個弟兄姊妹就會馬上提醒你：這句話是不可以說的，因為裡面提到了「佛」。還不可以說「我屬馬，他屬龍」之類的話，因為我們都是「屬神的」。 有一次我給一個美國黑人女牧師做翻譯，一個姊妹提了一個問題：在國外，姊妹們參加聚會的時候可不可以穿裙子？因為在我們這裡，愛美的年輕姊妹經常受到來自老年姊妹的壓力：聚會的時候不應該穿裙子。那個美國牧師聽了大為驚訝，她說在她所在的教會，同樣有類似的問題，但是恰恰相反的：保守的教徒認為女性基督徒應該穿裙子而不是穿褲子。 其實這個問題的根源很簡單：在歐洲，女性的傳統服飾是寬大蓬鬆的裙子，這樣女性整個下半身曲線是看不見的，穿褲子意味著把身體的曲線暴露出來，令人想入非非。而在中國，經歷了文革，「婦女能頂半邊天」後，裙子意味著暴露和開放，而褲子才是保守和得體的。 所以上帝並沒有規定你們穿甚麼，而是教會的保守勢力試圖在壓抑人性－－人們愛美的天性。 後來一些個人原因，我慢慢減少了去教會的次數。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是教會裡講的東西，對我來說越來越重複而乏味。當我最後一次在聽牧師講道時睡著以後，我就決定不去了。 對我來說，這段經歷是一種學習和體驗。 4. 好人和壞人的思考（上）我後來進了一家外企，工作忙忙碌碌，經常出差。那段時間書開始突然貴起來，我忙於工作和照顧家庭，買書看書也少了。 在外企工作多年以後，我慢慢發現一些問題。公司裡總有少數的人，喜歡欺上瞞下，不擇手段打擊別人，有功勞就搶，有責任就推。還特別喜歡欺負老實人，有時候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但是往往他能夠搞定一兩個關鍵人物，別人還怕他。我心裡就暗暗把這種人定為壞人。 還有一類人，其實人很好，但是大概是生活的閱歷讓他不太容易相信別人，顯得特別謹慎和自我保護。這種人互相之間就更不容易溝通了，而且容易互相之間產生一些隔閡和誤會。甚至會把對方當壞人。 最糟糕的是，壞人往往利用好人之間的隔閡和誤解，隔閡越深，壞人就越是游刃有餘。我開始著魔似的思考這個問題，並逮住一個人就和他人討論：我的論點是人可以分成好人和壞人，請問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當我和別人談起這個話題的時候，所有人的反應都是：怎麼能這麼簡單地把人分成好人壞人呢？太可笑了。 當我進一步闡明我的觀點的時候，他們會說：你的思考還是有意義的，你應該紀錄下來。如果我們繼續談談下去的話，他會不自覺地開始用好人和壞人這兩個詞。最後甚至會說：哎，我們單位就有你說的這種壞人。 我真的用筆記的方式紀錄了我的一些思考，現在回頭看看當時的筆記，顯得有點幼稚可笑，已經不好意思寫出來了，而且我不久就意識到，我的好人和壞人就是論語中的君子和小人。我思考的東西其實孔子早就寫出來了。 帖兩篇當時寫的博客： 不拘小節的好人 想寫這個題目的最初原因是看了有關邱吉爾和希特勒的一篇文章。邱吉爾就是一個典型不拘小節的人，自由曠達甚至有點放蕩不羈，他脾氣暴躁，嗜酒如命，煙不離手，還經常不做禮拜。 而和希特勒正好和他相反，行為規範，清正廉潔，每週都去教堂做禮拜。據說一生只喝醉過一次酒。（那是在他十六歲那年聽說自己考試通過了，因為特別高興喝多了，醉倒在人行道上，第二天早上是被送牛奶的工人發現的，他十分羞愧，就發誓再也不喝酒了。） 他們的共同點是愛好藝術，包括音樂和繪畫，同時都喜歡小動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還特別在德國頒布了一個禁止虐殺動物的法律。 但是他們一個是捍衛自由的英雄，而另一個是殘害人類的惡魔。 為甚麼會這樣？！ 我從儒家的思想裡面找到一些答案，不一定完全可以解釋，但是至少有一點線索。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真正的君子是仁愛、公正、坦蕩、真實、從容的。他不會也不需要刻意隱瞞自己的弱點或者好惡。因此在生活中，他是敢作敢為、不拘小節的。而當他們面臨大是大非的時候，當自由、平等、公正和良知面臨挑戰的時候，他們的責任感、對真理、上帝的信念帶給他們無窮的勇氣和力量。他們是敢於向一切邪惡宣戰的勇士。 而小人正好相反，他們的心理是陰暗、狹隘、萎瑣而不可告人的，他們始終侷促而緊張，生怕自己內心的陰暗被人看穿，因此他們在平時的言行上會刻意地約束自己。所以他們在生活中行為規範，幾乎無可挑剔。 不過希特勒已經不是小人了，因為他是魔鬼。(an evil murderer beyond redemption) 失人和失言 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說：本來不該說的話你如果說了，就是失言，本來該說出來的話如果你不說，就是失人，聰明有智慧的人，既不失言，也不失人。 看論語這段話，感觸良多。在生活中，我是一個被人稱為大嘴巴的人，因為不怕失言，敢敞開自己，所以容易和別人交朋友，也就是不太會失人。 很多人往往因為怕失言，不敢說出自己正真實的想法，因此失去了一個和別人真誠交流，成為朋友的機會。甚至由於小人的挑撥，互相隔閡、仇視。有個朋友幫我總結：年輕的時候我們往往容易失言，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就越來越容易失人。 很多人的信條是：禍從口出，言多必失。寧可失人，不可失言。 我的信條是：君子坦蕩蕩，寧可失言，絕不失人。 就在我因為好人和壞人的思考而注意到論語的時候，于丹老師的「論語心得」正好紅遍全國，我留意了一下她講「失言和失人」這段，發現她只是簡單地按字面一帶而過，沒有我講得好，呵呵。 5. 好人與壞人的思考（下）我繼續逮住一個人就討論好人和壞人，終於有一天逮到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靜靜地聽完我的高論，輕輕地搖搖頭。 他說人心就像一面鏡子，每一面鏡子都難免積有一點灰塵，如果不擦就會越積越厚。你說的壞人，就是灰塵積得特別厚的人。不管多厚，只要擦乾淨了，就是一面明鏡。所以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說法。 人的好壞其實就在一念之間。 我的弟弟在我的影響下也去了教會，在我離上帝越來越遠的同時，他卻慢慢成了虔誠的基督徒。我也試圖和他討論好人和壞人的問題，結果分歧太大，幾乎沒法討論。 聖經上明確告訴我們，自從夏娃和亞當吃了毒蛇推薦的紅富士，人類就有了原罪，人人都是罪人。唯有信了耶穌基督，人才能得救成為永生神的兒子，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人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得救和不得救之別。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談論好人和壞人的時候，他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示。 他說你如果細心觀察的話，「壞人」往往有幾個特點：他們幾乎沒有真正的朋友，他們沒有自己的愛好，他們的家庭關係往往也很糟糕，他們其實是很孤獨、很不開心的人。正因為如此，會故意整得別人也不開心，減少他和別人的反差，才能緩解一下他內心的焦慮和痛苦。這個時候，整人就成了「壞人」的唯一嗜好了。 簡單地說，所謂的壞人，其實是很可憐的、心理不太健康的人，他們其實是最需要幫助的人，但是由於他們往往一意孤行，拒絕內心的溝通和幫助，靠繼續幹壞事來滿足自己；他周圍被他傷害的人，由於仇恨或恐懼也和他更加疏離，這樣就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 再想下去，他們就像吸毒的人，要不斷通過提高劑量才能獲得快感，最後走向毀滅。 在我們能看到的近代政治人物中，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有比較幸福的家庭和健康的心理。林彪就是一個反面典型，另一個，我就不方便說了。反正即使不說，該明白都明白。說了，不明白的還是不明白。 在耶、釋、儒中，看來還是我和儒家思想最接近。在這些討論和思考中，我慢慢體會到了入世和出世之間的巨大差異。宗教的特點是出世，他們關心的我們來世，或者肉體滅亡後的出路。他們認為人在這個世界是短暫的、臨時的，因此也是不重要的。 儒家恰恰相反，他們是積極入世的，孔子說的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要每個人「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通過不斷地學習和自我完善，首先做一個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然後慢慢地影響幫助周圍的人，包括家人、親戚、朋友。如果你具備更多的能力，就可以慢慢做一些領導管理的工作。光做這些還不夠，我們還要關心我們環境，關心周圍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最後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我開始思考好人壞人的時候，就經常會想到和美國有關的問題。比如：
美國為甚麼那麼成功？這個問題太大了。基督徒把成功原因歸結為上帝：因為美國的最早移民，那41個被迫害的清教徒在五月花號上，訂了一個以上帝為見證人的公約，成為美國憲法的基礎。 我把成功歸結為自由：當新移民來到新大陸，他們拋開了一切皇族血統、階級爵位、財富身份、教會傳統。人人都來到一個自由平等的起點。他們需要面對的只有廣袤的土地（自然、野獸、印第安人），說句通俗點的：誰也不需要怕誰，誰也別想嚇唬誰。在自由平等的競爭中，他們慢慢學會了互相妥協、互相合作，使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和效率達到最佳狀態，同時他們使基督教變得更加積極入世、更加充滿人性的關懷，然後把榮耀歸於上帝。宗教改革在歐洲完成，卻在美國的蠻荒之地開出了奇葩。 我來說得誇張點的：如果是當年一批來自中國的被流放者來到美國，在「鄭成功號」寶船上，對著四書五經，先師孔子像三叩六拜以後，簽下一個約法三章。下了船就自己想辦法開墾土地，對付印第安人。照樣可以學會妥協與合作，並深刻體會到自由平等的重要，和封建帝制的黑暗與落後。若干年後，以寶船上的約法三章為基礎，經過各方利益代表精英們艱苦的談判和妥協，制定一個憲法。一個然後從四書五經中提煉出一些積極正面的東西，人手一冊作為公民教育啟蒙讀物。哈哈，那就把功勞都歸給儒家思想了。 6. 走向自由主義（1）一年多以前，我換了個工作，不再到處出差了。所以有時間上網看文章。比較早注意到的是王怡發在莽崑崙上的文章，覺得比較新鮮，而且我注意到，他自稱是自由主義者。和余秋雨對掐的余傑也自稱為自由主義者。 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兩位都是從自由主義走向了基督徒。王怡現在的筆名是王書亞，這是他兒子的名字。從自由主義走向基督徒的還有一個著名人物是經濟學家楊小凱。向繼東有個關於和楊小凱對話的文章，也是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我注意到他們幾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的思想，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他們正好相反－－我從基督徒走向了自由主義。 我認為，楊小凱走向基督徒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身體原因，因為一種求生的本能。 我雖然不參加教會的活動，也不看聖經、不禱告，但是我心裡還是有一種恐懼和壓力。因為上帝顯然是不喜歡背叛的。我一開始不去教會的時候，曾經在聖經裡找到一句話作為自己的借口：羅馬書第十四章第23節說：「……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 就是說，如果不能憑信心去做，在神眼裡都是罪。這甚至包括參加禮拜、開口禱告、唱讚美詩、作好事，等等。所以我想我既然沒有信心去做這些，我就乾脆不做。否則就是犯罪。 找到這個借口後，我的心理壓力小了不少。 但是也有人向我嚴厲地指出，你這麼長時間都不和神親近，更是犯罪！ 糟糕！裡外都是罪，這叫我怎麼辦？ 我在這種壓力中繼續看各種文章，後來看到了熊培雲的「錯過胡適一百年－－讀唐德剛《胡適雜憶》」，一下子對胡適產生了親近感，我甚至覺得自己和他有很多的共同之處，包括在麻將桌上的手忙腳亂。我去買了一些有關胡適的書，包括《胡適雜憶》，越看越覺得我們太需要胡適了。 他的很多話，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詳，但是我還是要在這裡引用一下：
去年發生的事情還有李慎之、何家棟的去世，我看了很多有關他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傅國湧寫的關於李慎之和許／良／英間的通信。我一下意識到那個20年前給我民主啟蒙的老先生還活著，並且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在不倦地思考和努力。我看得很多文章來自羅永浩創辦的牛博網以及鏈接。對我的自由主義啟蒙有一定關係的還有《往事並不如煙》，裡面那些人物和故事，高爾泰的《一封沒有地址的信》等等。 簡單地說，在我們國家，自由主義是和右派聯繫在一起的，右派又幾乎和反革命聯繫在一起的。 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你這個反革命」。大意是：「革」就是去除，拿掉，「命」就是生命，所以革命的本意就是殺頭，是殘暴的，非人性的。因此反革命就是人性的，反暴力的。所以所謂的革命家，就是殺人機器，那些被革命的反革命，都是好人加英雄。 我不想在這裡提太多的人名和書名。他們都是影響我的右派自由主義者，真誠、善良、理性、溫和的好人。 7. 走向自由主義（2）－－告別耶穌偽基督徒的壓力還是一直伴隨著我，帶給我很大的心理負擔。最大的心理壓力來自於：萬一真的有上帝，我這種被背叛豈不是要受到嚴重的懲罰？在我看了唐德剛的《胡適雜憶》，受到胡適和中國傳統士大夫徹底的無神論影響後，這種恐懼已經慢慢消失了。 順便再提一下我的外婆，像她那個年代的人，多少都有一些迷信，但是我外婆卻是一個比較徹底的無神論者。她在親人去世以後表現出來那種平靜，甚至被我媽私下認為是一個冷血動物。她自己在上了年紀，生活質量嚴重下降以後，也希望自己早點結束生命。而且相信死了就甚麼都不知道了，沒有天堂地獄，也沒有輪迴轉世。 《胡適雜憶》中還有比較有意思的一段，是唐德剛親身經歷的：當時紐約「中國基督教學生聯合會」請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教堂參加一個談話會，因為愛因斯坦經常提到「上帝」二字。所以一般人認為他是信仰上帝的。教會的意思是請愛因斯坦用相對論來證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結果老頭子在教堂內，背上帝而坐，大發其上帝不存在之怪論。主持人大窘，聽眾大嘩。 說到這裡，我想起我倒曾經在教會談過相對論和上帝的關係，當時還引起大家極大的興趣，不妨在這裡複述一下：相對論裡面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鐘慢效應」，當一個物體高速運動時，時間會變慢，當接近光速的時候，時間就幾乎停止了。所以對於以光速運動的物體來說，是沒有時間概念的。其實上帝就是這樣一個沒有時間的永恆存在。所以那麼多人禱告，他不存在忙不過來的問題。他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因為上帝說了：我就是光。 還有一件事情，標誌著我和基督的徹底拜拜。又一天我的弟弟來找我商量一件事情，說他們教會請了一個美國的科學家來辦一個演講，地點在浙大，這個科學家是研究宇宙演化、天體物理的，也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上帝的存在。他們需要一個有理工科背景的，英語比較好的基督徒來做現場翻譯，我是一個比較合適的人選，想問我一下是否有時間、有興趣做這件事。 聽完後，我想了一下後告訴他：我估計翻譯本身不是大問題，時間也不是問題，興趣我也有，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我自己已經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了。我弟弟一聽，馬上神色凝重起來，沉吟片刻。說：如果你自己不信，確實沒法做這件事情了，你翻譯得再好也不行。我說我知道，所以我才向正式把這個事情提出來。接著他就關心了一下我為甚麼不信了（原來他只知道我不願去教會）。最後他的結論是：你信的上帝就是愛因斯坦的上帝，就是把宇宙的一切未知的自然規律歸結為上帝，不是一個人格化的上帝。所以你確實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這次和我弟弟的交談，標誌著我正式告別基督徒的身份，重要的是，我如釋重負，從此可以大膽地走向自由主義了。 8. 走向自由主義（3）－－理性與寬容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聖經中從上帝創造世界萬物，並在最後一天造出亞當和夏娃開始，一直到亞伯拉罕，一代一代最後到耶穌。都是有家譜記載的，算下來也就幾十代，也就是說整個宇宙世界的歷史也就是幾千年。 這和考古發現顯然是衝突的。所以據說正宗的原教旨派的基督徒是否認化石的存在的。當然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應該反對進化論的，因為是和聖經直接衝突的。 我曾經試圖做一個和稀泥的和事佬，把神創論和進化論做一個統一：因為上帝是以光速存在的，沒有時間概念的，所以他的一天其實不是我們的一天，他創造人的最後一天，其實可能相當於我們的幾十萬年。所以考古發現的類人猿，其實是上帝造人的半成品。那些恐龍化石，就是他的一些工具，原材料之類的東西。 這個漿糊是不是搗得有點結棍？ 另一個重大衝突就是關於耶穌的身世，瑪麗亞聲稱自己是童貞女被聖靈感動懷孕的。科學告訴我們人是有性繁殖的高等動物，由X和Y染色體來決定性別，即使用了克隆技術，用瑪麗亞的細胞克隆出來的應該是小瑪麗亞而不是耶穌。 我不是故意要用科學來挑釁信仰，我知道它們屬於完全不同的範疇。 要命的是自由主義要我們大膽地假設，要懷疑不要輕信。而聖經和基督教強調的是「只要信，不要疑」。所以在我走向自由主義的同時必須和耶穌基督做一個了斷。 理性應該是自由主義的一個特徵。我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很多時候，我們都是不夠理性的，而很多悲劇都是由於我們的不理性造成的，中國人在理性思維方面尤其缺乏傳統。 胡適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是典型的理性思維。比如真名網討論的：「假如中國不抗日」，就是一種純理性的態度。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者看到這個話題，可能就渾身冒火跳起來了：你這個漢奸！難道要我們當亡國奴嗎？ 我還想到一個理性思維的例子：傅雷曾經被打成右派，後來又被摘帽平反了，外國文學所特地為他開了一個摘帽大會。當有人高高興興通知傅雷去參加這個會的時候，傅雷拒絕了。他說我從來沒有接受過這頂帽子，所以戴也好，摘也好，和我無關。你們這個會我也不會來參加。多麼冷靜的理性！ 自由的商品經濟是培養理性思維習慣的很好途徑。因為商業活動其實是一種追求雙贏的搏弈過程，而搏弈是一種需要很複雜的理性思維過程的。意氣用事往往導致的是雙輸。 西方人喜歡橋牌，橋牌需要複雜的邏輯和理性思維。中國人喜歡打麻將，麻將講究的是手氣，更多的是需要感覺。手氣不好的時候最好是換換位置，或者去撒泡尿、喝口水。顯然這是非理性的。 理性的思維會帶來理解和寬容 我想到的例子是關於同性戀的問題，美國電影《費城》是最早把同性戀者作為正面主角的電影，丹澤爾華盛頓演一個黑人律師，他最初是極其反感同性戀的，但是當他用理性意識到有人侵犯了他人的權利，法律的尊嚴受到挑釁的時候，他就決定為湯姆漢克斯扮演的同性戀律師做律師，起訴侵權的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對同性戀者，或者其他弱勢群體的理解和幫助，顯然需要理性的力量。感情上的好惡和道德大棒只會帶來仇恨和傷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認為這是儒家思想中最接近於自由主義理性和寬容的一點。 新約聖經中明確把同性戀作為一種罪惡加以禁止和詛咒，作為理性和寬容的自由主義者，我認為這是因為受到時代的局限。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南非大主教圖圖在演講中明確表示了對同性戀的理解和寬容。顯然這是歷史的進步，也是理性的勝利。 讓人痛心的例子是，前些時候廣州有個同性戀女子，因為被母親關在家中不准出去，最後自殺身亡。 我和一個朋友談起這個事情，她說，將來如果她兒子是個同性戀者，她說不定高興都來不及呢：你想想，到時候高大英俊的兒子，帶著瀟灑帥氣的男朋友，陪著我這個老媽逛街，多開心啊。 顯然，這位朋友已經是個自由主義者了。 9. 走向自由主義（4）－－寬容與和解我自己把寬容理解為寬恕和容忍。胡適在晚年的時候體會到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他的思想歷程我不想在這裡重複，大家可以自己找有關的書看。 關於寬容和自由的關係，我想到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 「當我走出囚室、邁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已經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 這是曼德拉在回憶出獄的文章中寫的。 如果我們不能走向寬容和解，如果我們依然生活在滿腔仇恨當中，即使除去了手銬、腳鐐和高牆，我們依然是一個可憐的囚徒。復仇的慾望給那些曾經的仇敵帶上了可怕的緊箍咒，也給我們自己帶上了更沉重的枷鎖，把自己又重新投入了心的大牢，我們將陷入怨怨相報的可怕循環中。 和曼德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的前妻，溫妮曼德拉。她曾經是和曼德拉並肩戰鬥的戰友、反種族主義、爭取民主自由的戰士。但是她沒有能夠走出仇恨。她曾經發明一個酷刑：把種族隔離分子捆起來，身上套一個橡膠輪胎，然後點燃輪胎……執行這些酷刑都是一些十幾歲的黑人孩子，使我不禁想起文革中殘暴的紅衛兵小將。 由於她和曼德拉的巨大認知差異，他們最後離婚了。 「以血還血，以牙還牙」，這是上帝給以色列人的教導。就像中國人的「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這是簡單而樸素的理性。 而耶穌說的要「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的人禱告」。看似有違理性和常識，其實這是更高層面的理性。因為很多人無法理解這種理性，所以這種理性必須以宗教的教導，基督的大愛來教訓人們。 所以在我看來，耶穌其實是個偉大的理性思維者、宗教改革家。他以上帝之子的名義試圖改良以色列人的上帝和宗教，使猶太人從冤冤相報的循環中走出來，結果在當時失敗了，被處以死刑。 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我們確實需要耶穌的愛與寬恕，或者菩薩的慈悲心懷，來克服簡單的理性思維給復仇帶來的合理化。 記得當時關於要不要對薩達姆執行死刑的問題也是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我是反對死刑的，記得有一篇文章說得好：在那一刻，他已經不是一個獨裁者，而是一個70歲的老人…… 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是我喜歡的一個學者，也是對我的自由主義啟蒙有重大影響的人，他有一次演講就是關於廢除死刑的九大理由，說得既深刻又幽默，真是讓人笑中帶淚。他的演講稿發表在網上以後，還有很多網友給他補充了一些廢除死刑的理由，說得也很有道理。當然，也招來不少的罵聲。 李大興老師曾經說過：「我以為，如果自由主義成為一種信仰，也就不免可疑。」 基督徒認為我們人性都是敗壞的，一切的正義和良知只能來自超驗的上帝。 我的觀點是，如果一定要把自由主義和信仰扯上關係，那麼自由主義者其實相信的是人性，包括人的理性和良知。就是我們不需要外界超驗的神靈，就可以克服愚昧、仇恨和偏見，可以走出冤冤相報的可怕魔咒，至少曼德拉和南非已經給了我們榜樣。 如果你覺得人類不需要耶穌的教導、上帝的力量、聖靈的感動、禪宗的頓悟，你也完全可以理解這種愛與寬恕對我們的重要，而且相信我們依靠自己的「惻隱之心」，依靠我們不斷發展的理性思維能力，完全可以做到像曼德拉一樣…… 那麼，恭喜你，你已經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了。 我曾經轉載過一篇文章：《曼德拉：他改變了世界的政治遊戲》，作者：景凱旋，我還想在這裡摘一些段落，作為我這篇帖子的補充：
10. 走向自由主義（5）－－自由主義者的女性、愛情、婚姻觀還是先得回到我的少年時代。 我的少年時代是文革後期，當時開始慢慢聽懂了大人說關於談戀愛的事情，心裡很是著急，擔心自己到時候不會談怎麼辦，因為我把談戀愛和寫作文聯繫起來了。 我已經說過，當時所謂的作文都是寫批判文章，老師佈置下來以後，只要先寫：在毛主席的光輝思想指引下，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然後到報紙上抄一段不知所云的東西，比如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類。最後是表態：我們廣大紅小兵，一定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做一個共產主義的接班人。一篇作文就算完成了。 但是談戀愛該怎麼談啊？怎麼開頭？怎麼結尾？中心思想是甚麼呀？搞得我經常為此犯愁。 後來開始喜歡看小說，把破爛不堪的《西遊記》看了無數遍以後，又把《征途》看了無數遍，看《分界線》和《金光大道》實在是沒勁，只好把紅樓夢拿出來亂翻一氣。看到賈寶玉從太虛幻境回來，醒來後發現褲子濕了，興奮地告訴小朋友：賈寶玉那麼大了還尿床！ 要說女性觀，我那時候老是聽我媽說，賈寶玉說的：男人是泥做的，比較骯髒，女人是水做的，比較清爽。 慢慢長大以後，我老是覺得自己比較骯髒，我又比較敏感早熟，所以在女孩面前特別自卑害羞。在高中時候的一個暑假曾經收到過一個女同學的來信，嚇得我趕快銷毀了，回信也沒敢回。在整個大學階段，和女同學一說話就臉紅，更別提談戀愛了。 多年以後，我明白了性成熟以後，追求異性是動物的本能，和寫批判文章根本是兩碼事。年幼的我被階級鬥爭搞得神經過敏了。 多年以後，我知道在荷爾蒙的作用下，人們會陷入一種所謂的愛情，會寫出感人的詩句或者酸曲，會茶飯不思，神不守舍，會為她黑夜沒瞌睡，為她白天常咳嗽。 多年以後我看了一篇馮唐的博客文章，居然可以把愛情比作感冒： 「感冒病毒到處存在，就像好姑娘滿大街都是。人得感冒，不能怨社會，只能怨自己身體太弱，抵抗力低。人感到愛情，不能恨命薄，只能恨爹媽甩給你的基因太容易傻X。 得了感冒，沒有任何辦法。所有感冒藥只能緩解症狀和／或騙你錢財，和對症治療一點關係也沒有。最好的治療是臥床休息，讓你的身體和病毒泡在一起，多喝白開水或者橙汁，七天之後，你如果不死，感冒自己就跑了。感到愛情，沒有任何辦法。血管裡的激素嗷嗷作響，作用的受體又不在小雞雞，跑三千米、洗涼水澡也沒用，蹭大樹、喝大酒也沒用，背《金剛經》、《矛盾論》也沒用。最好的治療是和讓你感到愛情的姑娘上床，讓你的身體和她泡在一起，多談人生或者理想，七年之後，你如果不傻掉，愛情自己就跑了。曾經讓你成為非人類的姑娘，長髮剪短，仙氣消散，鳳凰變回母雞，玫瑰變回菜花。」 多年以後，真名網的小夏告訴我：變態天才福柯說了，上流社會高貴典雅的情詩，下流社會骯髒庸俗的笑話，都是性慾的語言表現，二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多年以後還看到這樣一段文字：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的研究人員近日發現，年輕男女發生性行為，大多是出於同樣的動機，這種動機首先是性慾而不是愛情。得克薩斯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辛迪‧梅斯頓說：「研究結果駁斥了人們關於性的許多固有看法……比如男人發生性行為是為了肉體的愉悅，女人是為了愛。」 我寫上面連摘帶抄的一大段，主要想說明自由主義者看待性與愛情的時候，傾向於用理性和科學的眼光。就像看待生活中的一些問題時，傾向於用理性平和的態度，而不是輕易地把問題上綱上線，上升到主義、犧牲、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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